党课：纠治文山会海 切实为基层减负

党课：纠治文山会海，切实为基层减负
　　　　同志们：
　　　　今天，我们围绕“纠治文山会海、切实为基层减负”这一主题开展党课学习，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也是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十个着力”要求的必然举措，更是破解当前工作中“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顽疾、激发基层干事活力的迫切需要。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增写对搞“文山会海”的处分规定，今年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也普遍将“精简文件会议”作为为基层减负的核心议题，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坚定决心。下面，我结合中央通报案例和工作实际，从“意义为何、根源在哪、怎么办好”三个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纠治文山会海、为基层减负的战略意义。文山会海不是简单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其背后折射的是作风问题、政治问题。纠治这一顽疾，不仅关乎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更关乎党的执政根基、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这是深化作风建设、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文山会海正是形式主义的“重灾区”——有的把“开会”当“落实”，某集团总部要求下属企业参会达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3次，某下属公司参会280余次，即便被指出问题后6个月会议仍“不降反升”；有的把“痕迹”当“政绩”，某县将考核从“双千分制”加码到“三千分制”，月度排名、季度通报，倒逼基层把精力用在“美化材料”上；有的把“台账”当“成效”，某市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对照100余项标准准备防火台账，把防溺水台账作为校长考核依据，让教师疲于应付非教学事务。这些现象，本质上是用“表面功夫”代替“实际行动”，用“程序正确”掩盖“效果缺失”。纠治文山会海，就是向形式主义“亮剑”，向官僚主义“开刀”，是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这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命线”。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求是》杂志曾引用一副对联：“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这副对联尖锐指出：当基层干部被“困”在会议室、埋在文件堆里，就没有时间“坐群众的板凳”，没有精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比如，有的基层干部一周开16个会，甚至同一时间要参加两个会，分身乏术；有的视频会议“一竿子插到底”变成“一竿子重复到底”，从早到晚“连轴转”。长此以往，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党的政策红利会在“文山会海”中打折扣，甚至可能引发群众不满。只有把基层干部从冗余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走进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多开“围炉夜话”、多搞“现场办公”，才能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高效能治理”，关键是“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基层有感”。文山会海的泛滥，本质上是治理体系“碎片化”、治理能力“不匹配”的体现：横向看，部门各自为政，“各管各的会、各发各的文”，缺乏统筹协调；纵向看，压力层层加码，“上级开口子、基层填窟窿”，考核指标远超合理阈值。比如，某集团会议泛滥的背后，是总部各部门缺乏协同；某县考核“层层加码”的背后，是对“精细化管理”的误读。纠治文山会海，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对治理方式的“系统性重构”——通过明晰权责清单、优化考核体系、赋能数字技术，让治理流程更顺畅、资源配置更高效、基层响应更有力，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深层次根源。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精文减会，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治一治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现象仍未根治，甚至出现“大会套小会”“白头文件增多”“云会议泛滥”等新变种。要彻底破解这一难题，必须从组织机制、个体认知、制度监管三个维度深挖根源。一是组织机制层面，横向权责“碎片化”与纵向压力“异化”交织，导致“负担叠加”。一方面，横向权责划分“碎片化”，部门协同缺位。当前，部分单位仍存在“部门壁垒”，各部门按自身权责推进工作，缺乏对会议、文件的统筹协调。比如，某集团总部各部门“各自为政”，均通过会议安排工作，导致2022年下属企业需参加总部会议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3次；有的地方教育、消防、应急等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内容交叉却不合并，基层不得不“多头应对、重复填报”。这种“各管一摊”的模式，看似“责任明确”，实则“责任叠加”，最终把负担转嫁给基层。另一方面，纵向压力传导“异化”，考核导向偏差。层层传导压力本是落实责任的重要方式，但当考核体系异化为“唯指标、唯痕迹”，就会导致“压力变压力”。比如，某县为体现“重视”，将考核从党建、经济“双千分制”增加到包含重大隐患整治的“三千分制”，还要求月度排名、季度通报——这种“过度量化”看似“精细”，实则超过了基层的承载能力，倒逼基层把“造材料、补台账”作为主要工作；有的上级部门把“开会发文”等同于“责任落实”，只要开了会、发了文，就认为“工作到位”，至于基层是否能落实、效果如何，则“不管不问”，形成“上热下冷”的脱节局面。二是个体认知层面，政绩观错位与“避责心态”交织，导致“会议依赖”。一是政绩观“错位异化”，把“形式”当“实质”。部分干部存在“会议规模体现权威性”“材料厚度代表认真度”“发文速度彰显执行力”的错误认知，把“高频开会”等同于“高度重视”，把“快速发文”等同于“快速落实”。比如，有的干部为吸引上级注意，刻意开“大场面会”、发“长篇大论文”，内容却空洞无物；有的干部急功近利，只追求“面上政绩”，把“会开了、文发了”当作“工作完成了”，至于后续落实则“无人跟进”，导致“开会不过夜、过夜不落实”“发文一大堆、没人具体抓”。二是“避责心态”作祟，把“开会”当“挡箭牌”。在“失责必问责”的背景下，部分干部把“开会发文”作为“免责工具”——只要会议开了、文件发了，就算“尽到责任”，后续出了问题也能以“已部署”为由推卸责任。比如，有的上级部门对基层反映的“负担过重”问题视而不见，仍坚持“层层转发、层层开会”，把本该自己承担的调研、统筹工作推给基层；有的基层干部坦言，“上级让开会，不敢不开；上级让发文，不敢不发，否则出了问题就是‘不重视’”，这种“怕担责、向下推责”的心态，让文山会海陷入“越减越负”的怪圈。三是制度监管层面，刚性约束不足与新变种监管滞后，导致“反弹回潮”。一是制度执行“弹性化”，缺乏长效约束。虽然中央出台了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专项文件，但部分单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有的把“精文减会”当作“阶段性任务”，风头过后就“反弹回潮”；有的搞“数字游戏”，表面上会议数量减少，实则“大会套小会”“长会拆短会”，总时长没减；有的“换汤不换药”，“红头文件”少了，“白头文件”“微信群通知”多了，基层负担没减反增。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执行缺乏“硬约束”，考核、监督、问责没有跟上。二是新形式监管“空白化”，导致“变种蔓延”。随着数字化发展，“云会议”成为新载体，但部分单位把“云会议”当作“规避问责的工具”——由于“云会议”组织成本低、隐蔽性强，且暂未纳入严格监管，导致“以云为名、行海之实”。比如，有的地方“云会议”从早开到晚，基层干部“挂着视频、干着其他活”，身心俱疲；有的“云会议”内容重复，同一主题从省到市到县再到乡，层层召开，“一竿子插到底”变成“一竿子重复到底”。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与传统文山会海的危害无异，却因“高科技外壳”更难监管。三是考核“指挥棒”“偏差化”，倒逼基层“迎合”。部分单位仍把“开会次数、发文数量、台账厚度”作为考核指标，导致基层不得不“围着指标转”。比如，某市教育局把消防安全台账、防溺水承诺书作为校长考核的重要依据，倒逼学校投入大量精力做台账；有的地方考核“看材料不看实效”，基层为了“加分”，不得不安排专人“美化材料、完善痕迹”，形成“考核导向错、基层跟着错”的恶性循环。
三、聚焦标本兼治，以“三位一体”举措为基层减负赋能。纠治文山会海、为基层减负，不是“一阵风”，也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要坚持“制度重塑、技术赋能、机制革新”三位一体，推动治理方式变革，让基层干部从“疲于应付”转向“聚力实干”。一是以“制度重塑”画红线，筑牢减负“硬屏障”。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要通过“清单化、规范化、刚性化”的制度设计，从源头控制会议、文件数量，杜绝“随意性”。一是推行“总量管控+清单管理”，把住“入口关”。明确本单位年度会议、文件的“总量上限”，比如：党组层面会议每年不超过*次，各部门会议每年不超过*次；正式文件每年不超过*份，简报不超过*期。建立“会议、文件审批清单”，凡未列入清单的会议、文件，须经党组书记“一事一议”审批；凡部门召开的涉及基层的会议，须提前报办公室统筹，避免“重复开会、多头发文”。借鉴某集团整改经验，对跨部门、跨层级的会议，由办公室牵头协调，能合并的合并、能套开的套开，今年中央通报的某案例，正是因为缺乏统筹才导致会议泛滥，我们要引以为戒。二是建立“政策适应性评估”机制，守住“负担关”。出台任何政策、召开任何会议、下发任何文件前，必须开展“基层负担评估”——重点评估是否重复、是否必要、是否超出基层承载能力。比如：召开会议前，要评估“是否可通过调研现场部署”“是否可与其他会议合并”；下发文件前，要审核“是否与上级文件重复”“是否有具体落实措施”“是否可通过电子政务推送”。对评估后认为“加重基层负担”的，一律暂缓出台或修改完善。某市教育部门的问题，正是因为未评估达标验收对教师的负担，才导致非教学事务激增，我们要避免类似问题。三是规范“云会议”管理，堵住“监管关”。将“云会议”纳入总量管控，与线下会议“一视同仁”：明确“云会议”年度总量不超过线下会议的*%，单次时长不超过90分钟，避免“马拉松式云会议”；建立“云会议”审批流程，跨层级召开的“云会议”须报办公室审批，禁止“层层转播、重复召开”；推行“云会议”效果评估，会后由参会基层单位评分，评分低的纳入“黑名单”，限制后续召开次数。二是以“技术赋能”提效能，破解留痕“老难题”。数字技术是减负的“利器”，要通过智能化手段减少人工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让基层从“台账堆”中解放出来。一是搭建“会议效能评估平台”，智能“筛非必要”。开发或引入会议管理系统，实现“会议申请—必要性分析—效果评估”全流程线上化：申请会议时，系统自动比对历史会议，对“重复议题”“可合并议题”发出预警；会议结束后，系统自动统计参会人数、时长、成本，并向参会人员推送“效果问卷”，评估“是否解决问题”“是否有实际价值”。对评估为“非必要”的会议，减少发起部门下一季度的会议额度。目前，有的地方已试点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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