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三年多,对会稽百姓感情很深,也越来越喜欢这一方山水。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他可能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这个人名叫王述,是王羲之的前任。前面提过,王羲之来会稽,就是因为这个王述母亲去世,辞官丁忧。
公元354年(永和十年),王述服母丧期满,复出了。当时,殷浩被废为庶人,扬州刺史的位置空缺,王述便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
关于王述,前面我们没有详细介绍。据《中兴书》记载:“述清贵简政,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也就是说,王述的脾气不好,急躁偏执。另外,《世说新语·忿狷》也记载:“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王述平日性格急躁,一次吃鸡蛋时,王述试图用筷子刺穿鸡蛋食用,但刺不到。王述因而大怒,举起鸡蛋扔到地上。见鸡蛋在地上滚动,王述又去践踏它,但屡踏不中。王述更是愤怒,竟在地上拿起鸡蛋放进口,咬破了就立刻吐出来。《世说新语·忿狷》还记载:“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邪。’”由此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世说新语·仇隙》也有记载:“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
王述是山西太原人,是号称东晋初年第一名士王承的儿子。尽管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望族,但到了东晋,已经难与风头正健的琅琊王氏相比肩。尤其是王述,由于“安贫守约,不求闻达”,加上“性沉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别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王述居然无动于衷、不发一言。因此,到三十岁的时候,王述还没有什么名气,甚至被人误认为“痴”,用今天的话就是“傻”。王羲之少年时即名满京华,王述年至而立仍“发傻”,加上门第的“现实优越感”,才高气傲的王羲之看不起发“痴”的王蓝田,也是情理之中。

王述画像
王羲之瞧不起王述,除了王述脾气不好,还有一些原因。王述是在王导的帮助下当的官,对王导的“愦愦之政”顶礼膜拜,做了官却不做事,坐而清谈。不仅如此,王述的名利心很重,权利欲很强,为官还十分贪鄙,尤其是当初任宛陵县令时,收了很多贿赂,被州府所检举,检举的条目竟高达1300条,王导劝他收敛一点,他却说收够了就会停止。
王述的这种为官作风,深为王羲之所不耻。王羲之认为:“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渺然。”(《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对王羲之也有看法。
王述母亲去世后居家丁忧,就住在会稽东南70里的王堡。王羲之接任了他的职务后,他一直盼望王羲之来看望他,“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
王述为其母举行三周年大祭时,王羲之虽然去了,但却惹得王述生了一肚子气。那天,王述在家里等着王羲之,还准备好了笔墨纸砚,想让名声正盛的羲之留下墨迹,没想到,王羲之没有去王述家,而是直接去了王母的墓地,读完简短的祭文便不辞而别。
自此,王述对王羲之怀恨在心。
王羲之当官较晚,王述任职也不早,两人的职务一直不相上下,王羲之职务一度还比王述高。王羲之当太守时,王述只是一位县令(宛陵令);王羲之在庾亮幕府里任参军时,王述任临海太守;王羲之任护军将军时,王述任建威将军、会稽内史……然而,王述丁忧期满后,一下子升任了扬州刺史。扬州不但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而且,扬州直接管辖着会稽郡,也就是说,王述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
王羲之听说王述高升,心里很郁闷。一则觉得朝政日非,官场腐败,王述这种人竟然平步青云;二则觉得在王述手下当官,是一种耻辱;再者,他也担心王述会公报私仇,给他小鞋穿。
王羲之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很快,王述便给王羲之送“小鞋”了。
王述离开山阴老家赴京城上任,王羲之是知道的。但是,王羲之是通过属下知道的,还知道了王述巡视了会稽郡的许多地方,与会稽的官兵们一一告别,就是没有跟王羲之这个会稽内史打招呼。
王述的这一举动,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是认真设计的。他就是想通过不理王羲之,让会稽的官员知道他这个刺史的心思,借以离间官员们与王羲之的关系。
王羲之很明白王述的意思,但也没太当回事,因为他很自信,他在会稽是得民心的。
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王述到任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专人,调查会稽郡官吏的过失,矛头直指王羲之。
调查来调查去,当然查不出什么问题,王述又亲自出马,来会稽察典刑狱。
王羲之听说王述要来,心里很不高兴,曾反感地对手下说:“会稽的刑狱清正无误,他来察典什么?”
说虽然这么说,但王述是以公事的名义前来,王羲之也不能躲着,只得硬着头皮迎接他。
王述到会稽后,便把王羲之到会稽后的全部刑卷都调出来,一一查阅,终于找出了几件他认为处理错了的案件。于是,在署衙厅堂里,王述和王羲之进行了一场正面的交锋。
王述认为有错的第一个案件是这样的。有一个人父亲死了,没能按当时的法律守墓三年,在王述任职时被抓入狱,后却被王羲之放了出来。
王述质问王羲之:“守墓三年是为人子者应尽的孝道,不守墓按律当狱,你凭什么放他出来?”
“我调查过,这个人虽然不守墓,但他在父亲活着时奉养得很好,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能以不孝治他的罪吗?”王羲之不亢不卑地回答。
王述怒道:“这是朝廷举孝廉的重要依据,你不知道吗?”
王羲之不甘示弱,严肃地反驳说:“古代圣贤什么时候提倡过守墓三年,周文王死时,其子姬即领兵伐商,守墓三年了吗?”
王述没话说了,又拿出第二个案件的卷宗。
这是一个状告19岁少妇守节不贞、与人通奸的案子。告状者是少妇死去丈夫的堂兄,想以此赶走少妇占其财产。王羲之没有判少妇有罪,还专门批示让少妇将通奸之人召为后夫,一起生活。
王述质问:“守节不贞还没有错吗?”
“你年近半百还娶妾,人家年轻女人就不可以另嫁吗?”
王述气得青筋暴露:“你这是蛮不讲理!”
“谁不讲理呀?到底是我还是你,咱们可以辩论。”
王述知道辩不过王羲之,便以权压人。他用命令的口气说:“经查,这两个案件是处理错了的,必须重审重判!”
“要重审你们来审吧,我王羲之是不重审了!”
王述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带着随从悻悻而去。
在这一回合,王羲之似乎占了上风,王述仅凭这两个小案子没能对他怎么样。但是,更加恼火的王述怎肯善罢甘休,两人的关系一下子由明争暗斗变成了针锋相对。
王羲之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他在这场争斗中处于劣势,毕竟王述是他的顶头上司,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小人,以后还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他如果给安个“莫须有”的罪名,不仅当不成官,还会落下不好的名声。怎么办呢?
这段时间,王羲之没事就在蕺山上转悠,看着偌大的会稽城冥思苦想。终于,在一个下着雨的清晨,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天一大早,王羲之登上了蕺山,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官场的压抑让他总觉得心口有些堵,而清晨的山风总能让他舒畅些。
王羲之站在山顶眺望时,突然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一会便朦胧了他的视线。为了躲雨,他快步走进旁边的一座亭子。
站在亭子里,看着越下越大的雨,王羲之暗自庆幸自己躲得及时,否则非被雨淋湿不可。就在那一瞬间,他豁然开朗。躲,是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他首先想到的是申请调离,调到扬州管辖不到的郡去,躲开王述的“势力范围”,可很快他便否定了这个想法。在会稽这几年,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山水,真是不舍得离开。
其次他想到了辞职,躲开官场的是是非非,但他又觉得对不起会稽的百姓。如果换一个会稽内史,他敢肯定一定比不上他,而且很可能在王述的影响和指挥下做一些不利于百姓的事,那么,不仅自己这几年励精图治的心血会白费,百姓还要跟着遭殃。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朝廷改变会稽郡的行政管辖权,让整个会稽躲开扬州。
王羲之想到这一点,不由会心地笑了。
不一会,雨过天晴,太阳从云层后露出笑脸来,染红了整个蕺山,明亮了整个会稽,也让王羲之的心里一片光明。
王羲之顾不上吃早饭,直接来到署衙,亲自起草了一份要求改变行政管辖的文书,上报朝廷。在文书中,他要求朝廷将会稽郡从扬州划出,划归越州管辖。至于理由,他当然不能说是为了摆脱王述的管辖,而是说会稽离扬州太远,而离越州相对较近,管理起来更方便。
可是,王羲之没想到,信发出去之后便没有了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王羲之又催问,答复是还没研究,请静候。
又过了一段时间,再问,答复还是没研究。王羲之明白了,他们这是拖着,意思就是不办。他让京城的亲友帮忙打听,亲友告诉他,有些官员不仅不帮忙促成此事,还说涉及行政区划和管辖权的重大调整,不是一个地方官可以左右的,并为此讥笑他。
至此,王羲之的希望破灭了,变成了失望。
王述听说了此事,对王羲之开展了新一轮的打击。这一次,王述的手段是增加会稽郡的赋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公文,以“会稽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名,要求增加三分之一的赋税,以作为“北伐的军用粮米”。
王羲之看到这份公文,当着主簿的面,把公文摔到地上,气愤地说:“王述简直是胡闹,竟然擅自增加会稽的赋税,不理他!”
主簿附和说:“是呀!会稽郡这几年闹灾荒,他又不是不知道。朝廷征纳的税赋都无法上交,哪还能拿出北伐军用粮米。”
王羲之决定不交,王述却派人过来催。
来人天天到署衙里唠叨,王羲之不胜其烦。
这天,王羲之把催税的官员训斥了一通,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不干了,不再受这份窝囊气。
王羲之本来就对仕途不太感兴趣,入仕是想为人民办点实事,然而总得不到支持,甚至还常常遭到打压。他在《此郡帖》中写道:“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见。小都冀得小差,顷日当何理。”他政治上不得志,现在又屈于王述的管辖之下,遭到许多人的耻笑,其心境可想而知。他是位艺术家,他热爱会稽的山山水水,隐退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信奉道教,经常接触的亲朋好友不少是信道入迷的名士,和他们一起浪迹山水,风流自赏,脱离官场的明争暗斗,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加之他这时与佛教结了缘,认识了支遁等高僧,受到了佛教理论的一些影响,也就更无心于仕途了。
王羲之曾在一封信里阐述过对佛教与道教的看法,以及自己辞职的想法,那封信收在《法书要录·右军书记》中: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遗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漫如下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 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
王羲之认为,就教义而言,佛教与道教大同小异,但佛教说理方面胜过道教,相比之下,道教的创始人、做过漆园小吏的庄周“殊诞漫如下言”。知晓佛理之后,他的辞世决心进一步增强,虽然“形系于俗”,但心是虔诚的,直到生命的终结。
综上所述,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终于使王羲之下了辞官退隐的决心。
(摘选自作者本人作品《书圣王羲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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