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运动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及口号是（129运动口号）

这是1935年12月21日发表在《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署名韦弦的一篇文章。韦弦想解决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图谋全面侵吞中国时中国的对策的问题。摘编推广这一篇文章，对于以史为镜，认清当前美帝图谋遏制中国时我们内部各种主张都各自代表着什么人的利益，有启发的意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指示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没有路走的。但是眼前中华民族的路是在那里呢？东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四年多；华北也早就名存实亡了。长春的木头人戏，依然闹得锣鼓喧天，而冀东又添上一个伪组织了。＂五七”,“五九”,“五三”,“九一八”,“一二八”的奇耻未雪，现在敌人又准备好一付新锁链，要套在我们头上。中国的人民大众天天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煎熬挣扎着。苦闷，怨恨，愤怒，已达到了顶点。不问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智的，愚的，媸的，妍的，大家脑筋里所盘旋着的，只是一个问题：

“我们往那里走？”

自然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会相信没有路走的，他们全知道只有一条路可走。但是大众想要走的路，却不是上流社会的人们想要走的。上流社会有他们自己的路，而不是人民大众的路。现在先让我们把上流社会所要走的路来分析一下罢。

上流社会的人们想要走的路，虽然归根结蒂，只是一条死路；但是在表面上，他们却各人标榜着各人不同的路。要是用了粗略的方法类别一下，那就可以分为下面的五派。

第一是悲观主义的路。悲观主义者不但不信任民族前途，而且把民族看作已经消亡了。他们以为中国是早已没有救药的：和的结果是亡国、战的结果也是亡国，不抵抗亡国、抵抗也是亡国。既然一样是亡国，索性不战不抵抗而亡国，倒不费气力。所以悲观主义的路，并不是一条路，而只是准备亡国，准备做汉奸罢了。对于准备做汉奸的路，我们当然没有加以辩驳的必要。我们只能回答道：“中国是不会亡的，尤其是不会因抵抗侵略而亡国。事实上必然要灭亡的，不是中国，而是准备亡国的那些无耻的汉奸们。而实在也只有汉奸们才会是悲观主义者。”

第二是失败主义的路。失败主义者虽然并不绝对悲观，至少他们还承认中国民族的存在，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前途，却没有一点自信。他们以为中国的军备、财政、经济、技术，都不能和人家相比。人家有飞机、坦克车，而中国却只有大刀队。人家有制造军火的重工业，而中国却没有。因此断定中国要是抵抗，一定只有失败，失败一定只有亡国。实际上，他们以物质力量的对比，证明中国必败，只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家志气，已经缺乏根据。这且不去说它。就算物质力量，中国事事不如人，但是他们没有把抵抗侵略的一个要素——人民大众的力量——估计在内，他们已犯了最大的错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决定前后胜负的，不是靠飞机大炮的威力，而是靠被压迫民族的坚强意志。这是古今中外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失败主义者却不能而且不愿瞭解这一个真理。因为他们无意识地不瞭解人民大众的力量，或者有意识地害怕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他们不相信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前途。因为不相信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前途；所以主张逆来顺受，主张不抵抗，主张绝对地退让。在这里，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实在只有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所不同的，悲观主义者坦白地承认只有亡国，而失败主义者却还有一种幻想，以为退让一尺，还可以保全五寸。所以主持为保全五寸起见，不妨退让一尺。谁知人家占有了一尺，决不会再让你留着五寸。在这里，失败主义者充分表现他们的阿 Q 相。胡适博士和他的一群就可以作为这一派的代表。胡适博士在两年半以前，相信“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寸一尺，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见《独立评论》第五十三号）但是到了今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博士却在《大公报》上认错了。这是失败主义者自已的招供，用不着我们再来辩驳。不过失败主义者到底是失败主义者，所以胡适博士和他的一群，到如今依然不肯承认人民大众的抵抗力量，一方面虽认为中国有自卫的必要，一方面却以为抵抗“是纸上的空谈”，愈加证明了失败主义者的路，只是死路一条。

第三是等待主义的路。等待主义在实质上和失败主义是没有多少分别的。因为等待主义也不相信民族解放的胜利前途，也害怕人民大众的力量。但是在表面上却比失败主义更积极些。失败主义只是主张屈服退让，而等待主义却主张到了“相当时期”才抵抗，不到“相当时期”便屈服。可是实际上却永远只有屈服的“时期”，而没有抵抗的“时期”。不过这等待主义，一方面教大众误信真会有抵抗的一日，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和人家讨价还价，恐怕最后还是屈服。所以等待主义实在不过是失败主义的烟幕弹，而且不是一条真正走得通的路。因为侵略者得寸进尺，抵抗侵略者虽欲等待而不可得。已往的事实已够证明，用不着我们多说了。

第四是机会主义的路。这也可以称为倚赖主义的路，机会主义者永远是懒惰畏怯，只盼望半空里落下天鹅肉。他们并不是不想民族解放，却只盼望世界上有豪侠的国家，来帮忙解放中国民族。有的希望英国借款，有的希望美国供给军火，有的埋怨国际联盟不替我们卖力，甚至有的幸灾乐祸，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赶快到来，叫中国有出头日子。他们自己呢，却老是坐着毫不动弹，事实上天下那有这等便宜的事？就算世界上有豪侠国家，也断不能帮忙这些懒虫。希望走什么英美路线吗？那么，墨索里尼的“解放阿比西尼亚被压迫民族”，就是一个榜样了。中国自己不长进，就算世界大战爆发了，也只能加速中国的殖民地化。自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可以联系起来的，但这不是说中国民族解放，一定要靠外力的援助，也不是说要等待世界大战才能发动。所以机会主义只是代表一部分勤吃懒做的社会寄生阶层的心理，不是可以走得通的路，是十分明白的。

第五是投降主义的路。这最后一种人相信眼前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提携亲善，可以实行东亚民族合作，换句话说，就是主张直截了当的投降。这一派可以称作投降主义。这些投降主义者不是在给帝国主义作宣传，就是受了帝国主义宣传的毒。其实中国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是十分明白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消灭以前，谈不到和平亲善或经济合作。提携亲善的结果，就只是投降。而且人家是不是容许他们投降，也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一相情愿的投降，非把全国沦入奴籍，还是永远得不到敌人的满意。这不是一条路，也无待分辩了。

所以不论是悲观主义也罢，失败主义也罢，等待主义也罢，机会主义也罢，投降主义也罢，上流社会所倡导的路，只是一条绝路，死路，而不是我们所要走的路。我们所要走的真正走得通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人民大众的路，也就是民族解放的路。

在目前，人民大众所要走的路，依实际的迫切需要，具体的说来，就只是我们在本刊第四期“星期评坛”里所提出的“我们的三大原则”。现在让我们对这三大原则再作一番补充的说明。

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要坚决收回东北失地。

不必谈什么高深的道理，单只就浅近的常识来讲，一个独立国，是不是必须要求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呢？要是必须要求领土和行政主权完整，那么割去了东北四省的土地，是不是还能说是领土完整呢？在本国的领土内，设立了一个傀儡伪组织，是不是还能说是主权完整呢？而且敌人对于中国是有逐步吞并的整个计划，已失去的国土是他们再进攻的根据地，我们就是忍心置东北三千万同胞于不顾，也还是要跟着他们同归于尽的，失败主义者说：“我们放弃了东北，便可以保全华北”。事实上东北放弃了以后，华北便愈不能保全；华北不能保全，马上整个中国也不能保全。

等待主义者又说：“我们要等到逼得再紧一步的时候，オ实行自卫。”难道东北四省失陷了四年，还不算逼得紧吗？强盗打进了客厅的时候，我们不起而自卫，一定要等到打进卧房，才起而自卫，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呢？

国际联盟算是做到了不承认伪国。但是我们只是不承认伪国，是不够的，因为东北是我们的东北，东北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没有权利可以把三千万的东北人民驱逐出中国，我们不能坐视三千万的东北人民受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蹂躏。而且假定我们一面拿办殷汝耕，一面却容许东北伪组织的存在，不出兵讨伐，这不但对不起三千万东北人民，而且也对不起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因为东北四省可以丢弃，中国的其它部分又何足惜。

许多上流社会的人们不相信收回东北失地的可能，他们认这种主张只是唱高调。那么比利时抵抗德国，阿比尼西亚抵抗意国，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不是唱高调呢？而且事实上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斗，直到现在，还没有屈服，我们全国民众的实力，比东北义勇军，要大上百倍；怎见得收回东北，就没有胜利的前途？中国的人民大众是断不甘心放弃自己的一寸领土的。他们要求保障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在目前第一步是要从立即收回东北失地做起！

我们的第二个原则是实行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就是民众外交，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外交。中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外交只是由极少数的人秘密包办，和民众完全隔离。他们把大多数的民众耳目都遮瞒起来，暗中断送民族利益，这样的外交，决不是革命外交。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是在和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大众结成一条联合战线，而不是和帝国主义者干着偷偷摸摸的勾当。希望帝国主义者解放被压迫民族和大众，是与虎谋皮。和侵略国家讲亲善提携，那是羊和狼的亲善提携。所以革命外交的主要任务，只是使：中国民众和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结成密切的联系以共同抵抗侵略保障和平。自然革命外交也未始不可利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以达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目的，但这只是外交策略，却不能象机会主义者那样，拿倚赖帝国主义，卖身投靠，当作外交目的。拿策略当目的，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说得更详细些：第一，革命外交是自动的外交，而不是被动的。中国应该自动地找寻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相互亲善提携，以共同抵抗侵略，而不是被逼迫着和侵略者去讲亲善。第二，革命外交是实质的外交而不是专讲体面，不重实际的外交。讲体面是失败主义者的把戏。他们只要保全名义上的主权，此外任凭什么都可以屈服退让。到最后实质完全断送了，体面也当然不保。革命外交就不然，所要求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实质，实质得到了，体面自然也保全了。第三，革命外交是公开的外交，而不是秘密的外交。秘密外交是帝国主义外交的特征，外交所以有秘密的必要，只是为欺瞒民众。革命外交既然是民众外交，就不应该而且也用不着瞒住民众了。

总之，外交和武力同样是民族解放的工具，但是必须民众的外交和民众的武力才真能达到民族解放的胜利目的。所以只有自动的，实质的，公开的民众革命外交，才是我们目前的出路。

第三个原则是恢复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

要是我们承认收回东北失地和实行革命外交是目前所必要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第三个原则——恢复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收回东北失地的胜利把握，在于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必须首先恢复民众运动。革命外交是以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的，所以必须首先要求言论自由。

不论在军事或外交方面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不由人民大众直接参加，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民大众没有组织的自由，集合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也便没有直接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可能。就算是帝国主义者罢，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民众运动是最有力的对外武器。所以他们在进行对外侵略时，也不得不向民众作欺骗的宣传。被压迫民族就更要靠民众运动这重要的武器，才能贯彻民族解放的目的。单拿较近的历史事实来说罢，靠了五四民众运动，我们才达到了收回青岛和胶济路的目的。靠了五卅民众运动，我们才达到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目的。中国民众运动的过去的每一次胜利，都不是靠了飞机大炮，而是靠了民众的威力。可是许多的失败主义者，等待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不愿承认这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真正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本身利益的，不但不怕民众运动，而且必须发动民众运动。在事实上，民众运动也不是始终可以压迫下去的。

至于言论自由，和民族解放运动更是不可分离的。舆论和民众组织是抵抗侵略的最有力的武器。凡是为民族利益着想的，没有一个不想利用这些武器。所以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第一步先得争取言论的自由，这也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事情已经是十分明白了。上流社会的人们，让他们去准备做汉奸罢，让他们屈服退让罢，让他们去等待，依赖罢，让他们去唱亲善的高调罢。中国人民大众却是不屈服，不退让，不等侍，不依赖，而且不唱高调的。人民大众有他们自已的脚踏实地的路。在目前，人民大众所要求的，是我们的三大原则。而且大众的“要求”，并不是“要求，”是靠了大众的力量，必然要实现的最近的目标啊。

我们往那里走？不已经十分明白吗？让我们起来，一致主张——

（一）收回东北失地！

（二）实行革命外交！

（三）恢复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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