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测量与评价期末考试试卷答案（教育测量与评价期末考试试卷选择题）

经常看到一些学校的量化管理的新形态，比如有的学校自制积分制教学管理评价方法，声称在听取教职工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经过教研部门一年多时间地“多次精心核算”才出台的。但因为缺乏文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精心核算的”？又是如何做到准确衡量每个教师的工作质量的？抑或通过学生怎样的发展质量来评价教师工作的？

当前，教育中的测量文化伴随着比较、排名、问责、循证教育和有效教育，越来越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评估数据和证据需要结合价值观需要思考、确认评估测量的效度问题。效度涉及测量的技术性效度和规范性效度的考量，另外，还要结合学生学习的目标和结果、道德水平和心智水平的发展情况来综合评估教师教育教学的有效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不论你如何测量，其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育人的目标，要接受教育终极性价值的判断。教育是个复杂的工程，有的能测量，有的无法计算。为了最大可能地、较为准确地衡量一位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就必须先要区分清楚哪些能测量、哪些不能测量。尤其是对不能测量的部分，如何去评价需要深入而系统地思考，本着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并结合国家有关评价原则灵活处理才是上策。有人说，如果权力可以度量的话，每个人在具体的时期都有平均数量的权力。实质上，正是由于权力的不可度量，所以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因其学生的差异而不可能准确而彻底的度量。比如工作量的合理性、情感、态度、价值观、策略、程序性知识的有效效都是无法测量的。

测量毫无疑问与评价紧密相连，如果通过评价去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涉及到评价功能的发挥问题。那么，如何实现测量时代的好教育需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勇于实践的问题，但最终必须要回答：“对谁有效”“谁有效了”“什么效果”三个问题。

教育是道德性、工具性、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都要自足、自洽的政治性存在，是在人对人的影响中进行的关于人认知的、情感的、思考的实践活动。教育的方法与目的是内在的、结构性的关联着，教育的有效性和道德性是无法强行切割的，所以，我们既面临对策略、方法、行动的有效性的追问，也要反回到自身，去追问行动与结果关系的意义。

教育关系的互动，是社会建构和个体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教育互动中非因果性的特性以及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而非外在关联的事实。也就是说，教育必须首先是“引出”人的主体性的活动，所以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而不纯粹是技术或工艺实践，对于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行动的有效性，而是伴随他们行动而来的学习机会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也就是说教学的“有效性”必须体现在关系对象行动的价值性上。

当下，几乎所有的教育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似乎都是基于某些“关键指标”的，都为批量生产系统所“规制”，很少也很难关注到个体需求的满足和个性化的发展的可能性。由此，我们的教育文化内嵌了对外部的教育技艺的所谓“有效性”的标准，并以此来判断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从而忽略了关系对象的“有效性”，也就是没有“有效”回答“谁应当更有效”的教育学问题。实际上，任何时空的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是为了人的思想、行为的“改变”而关切“有效性”的，并由关系对象“改变”的函数关系来推定“引起变化”的“他者”（教育者）的教育教学行为的“有效性”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教育者策略、方法、行动的“有效”就是教育对象的“有效”。真正的教育是对规范性、技术性、关键指数有效的超越！

教育中的主要判断不仅关切什么是可能的(事实性判断)，而且关切什么是值得的(价值性判断)。正如桑德森(Sanderson, 2003)所总结的:“教师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是有效的’，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是在某些境况下什么对于孩子是适切的。”然后，当下对教育尤其是课堂教学中“什么最有效、谁最有效”缺乏理论上的有效辩护，而是正如荷兰学者格特·比斯塔在《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中所说：“以‘什么最有效’的研究替代规范的专业判断，不仅实施了从‘实然’到‘应然’这样无根据的跳跃，而且否认了教育实践者的权利，使得他们即使判断一个行动方针没有价值也不得不按照所谓的 “有效”证据行动。”可见，目前由教育者或教育理论设计出来的“应然”有效标准是来自外部的量规，且有将标准当作目的的危险。

强调了教育关系对象的有效性并非否定或遮蔽教育研究为政策和实践提供的预期效果研究及其研究证据的有效性的“有限性”。杜威的环境与有机体的相互作用的认知交互理论证明：教育应该关注我们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似乎在于更加理性地调控在新知学习或习惯形成过程中的心智模式、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但是，这种“行动_结果”关系仅仅是“可能性关系”，而非强势的形而上的关系。它的弱点或裂隙一方面在于有效的过去式而非有效的将来式，另一方面在人自身而非导向对外部真相的探索。“方法_结果”必须是在严格的共轭关系之中才会显示出学习行为的“有效性”。格特·比斯塔认为：“只有当行动与人类目的和结果的本质关系(或者说社会领域探究的政治属性)被充分专虑的时候，社会领域的行动才能成为明智行动。”

教育的有效性体现在教育对象行动的尝试理解、解决问题的效度、新知的获得、改变的幅度、心智成熟度及其行动选择的正确性、关系和知识生产的有效性等上面。既要回答“谁最有效”又要回答“什么最有效”。

陇上山人

二0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二0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改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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