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党课提纲

改革开放党课提纲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一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宣告了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连绵不断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为特征的时代的结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经济社会、城市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今天，借本次讲党课的机会，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伟大实践。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中国之所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第一，先看国内背景。大家知道，我国是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以后，社会主义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左倾路线。特别是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宣告结束，当时中国是一幅什么景象呢？
　　　　一是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十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达75％。还有没正式立案审查，但是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仅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
　　　　二是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中国长期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是过度集权和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手段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去指挥，组织国民经济活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影响了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经济建设经常出现重大失误和浪费；中央管理部门的权限过于集中，致使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下，而地方和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没有自主权，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分配上盛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的地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年是负增长。
　　　　三是教育、科学遭到严重破坏。大批知识分子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农场劳动，学校停课，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的高考，交白卷的张铁生也可以上大学，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
　　　　四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不升反降。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时间里，全国职工长达20年没有涨过工资，甚至还有所下降。比如，1957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24元，到1976年的时候只有575元，工资反而下降了40多元。物资短缺，有了钱也买不到东西，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比如粮票、布票、肉票等等，农民的生活就更困难、更苦了。
　　　　第二，再看国际背景。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间，当我们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利用新科技的突破大大提高生产水平，经济一片繁荣。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是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
　　　　日本的发展就更加令人瞩目。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的GDP增长了7.2倍，到1968年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1955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当时日本只占2.5％，到了1960年，日本就追上我们了）。
　　　　与此同时，我们周边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从70年代开始，抓住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经济，经济高速增长，继日本以后成为亚洲新兴的发达经济体，是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被外界称为“亚洲的四小龙”。
　　　　由此可见，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我们远远落后了。
　　　　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1.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1977年7月）。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文革”的结束，饱受十年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谁将带领中国摆脱困难，走向振兴呢？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经过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情况下，1977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没有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2.1977年恢复高考——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1977年9月）。
　　　　小平同志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教育。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谈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邓小平复出不到一个月，即1977年8月4日至8日，就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小平吩咐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专家学者，当时有33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参加）。专家们情绪激昂地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有的专家指出：高校招生实行的16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有的专家提出了恢复高考的方案。专家们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小平同志在座谈会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并强调‘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招生十六字方针的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恢复高考这一特大喜讯一经公布，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青春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大龄青年们，翻出蒙尘多年的课本，开始了彻夜苦读。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仅有4.7％。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这一盛况使“洛阳纸贵”，国家竟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印刷试卷，最后，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在邓小平的关心指示下，从这届高考开始，中国的高考制度取消了政治审查，不再像过去那样看考生的家庭出身，只看本人表现。这一决策改变了千百万人一生的命运。
　　　　3.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使我国有了发展的生机，然而，消除这场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决非易事。由于长期“左”倾和个人迷信的影响，许多人还受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禁锢，在思想和行动上迈不开步子。这些使得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不解决思想问题就不能勇往直前。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负责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重量级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4.中央派谷牧带队考察西欧（1978年5月）。
　　　　为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学习他们的发展经验。1978年5月，中央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进行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出访考察时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了解人家现代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经验学回来。
　　　　考察团看到了什么呢？有两个强烈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没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考察团很多人都是国家部委的部长，有的是地方分管经济的省长，一行30多人，规格很高，都是高级领导，但他们对西方世界孤陋寡闻，也算是开了眼界，经历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了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集装箱，第一次看到了电气化和工业自动化。欧洲经济的现代化、高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马赛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钢铁350万吨，才只有7000名工人，我国鞍钢年产钢铁230万吨，67000名工人。
　　　　第二个强烈的印象是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太多。这些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差距不大，平均每两户就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家庭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但是在中国，当时还有2.5亿的农民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谷牧访欧期间，在看到我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所到各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代表团回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谷牧副总理汇报是在1978年6月30号下午开始的，从下午的三点半一直汇报到晚上的11点多钟，整整8个小时的汇报。很多中央领导听到汇报后都很震撼。
　　　　所以，无论是从文革结束后国内面临的困境来看，还是从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来看（起码落后30年），中国都必须改变过去的发展路线，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实现新的政策。
　　　　5.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和美国（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
　　　　（1）访问日本。1978年10月22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此行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除了会谈会见之外，邓小平还参观了日本的现代企业和高科技设施，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邓小平在乘坐日本时速为210公里的新干线高速列车时，日本记者问小平的感受，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在著名的日产汽车公司，当邓小平了解到公司每个工人每年能生产汽车94辆，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每个职工只能年产1辆汽车时，他不禁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2）访问新加坡。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新加坡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加强对外经济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我国后来大力吸引外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3）访问美国。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美，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正式访问，美国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卡特总统设国宴欢迎，在这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美国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学习的。邓小平和卡特总统最后一次会谈时，双方签署了领事、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帮助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初步形成了通过实行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
　　　　6.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78年11月）。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立下生死状，搞起生产大包干。尽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坐牢，但穷极了的小岗农民已经顾不了太多。大包干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取得大丰收，很快解决了农民长期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
　　　　“大包干”当时得到了部分中央领导的支持，但也有部分领导反对。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二年，中央有关文件还是“不准单干”。一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正式确立。（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就差不多全部跟上了。其实开始搞，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不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乡镇企业及沿海的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比重。）
　　　　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1978年12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拉开。
　　　　8.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1982年）。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这成为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1977年12月10日，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支持下，他一到任就坚定地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随后的几年中，按照党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到1982年底这项工作才基本结束。全国共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多名错划的右派得到了平反。
　　　　9.创建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5月）。
　　　　试办出口特区。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中讨论了广东、福建两省要中央给点政策、加快发展的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习仲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同志的汇报。习仲勋在汇报中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等设想。这个提议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表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正式成立经济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因实施特殊灵活的政策，试办出口特区很快就取得显著成绩。考虑到特区应该作为国家一个观察世界经济形势、科学技术、市场供求变化的“窗口”，引进、学习和向内地转移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经济特区创办初期取得的成绩，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10.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4月）。
　　　　开放一些沿海城市，是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而采取的对外开放的又一战略决策。1984年4月，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提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这些港口城市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沿海联成一线，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11.开发上海浦东（1990年4月）。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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