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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了“最高的那座山”

——悼念挚友曾正贤

2022年12月6日,是一个令我非常痛心的日子。这天下午的4时17分,我接到曾正贤夫人卢砚青打来的电话,她十分悲伤的说道:“中午13时32分,正贤在北京友谊医院走了,现在已经把他送到了通州区殡仪馆。”惊悉这一噩耗,我脑子一片空白,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虽然此前已有一些不好的预测。我知道正贤生病已有三年多时间了,经多方求医问诊,最终被确诊为“渐冻症”。这种病是当今世界还没有最佳医疗手段和最好救治良药的疑难杂症,却被正贤“不幸中枪”了。患病期间,正贤和夫人卢砚青以积极的乐观态度,寻遍京城各大医院,想方设法拜访名医,查找中外医治案例,中西结合综合施治,努力延阻病情恶化。然而事与愿违,正贤的病情还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恶化了。2022年五一节过后,正贤因病情加重再次住进医院,依靠流食和药物维续生命。半年过后的 11月14日上午8时58分,正贤夫人卢砚青发来短信告诉我说“正贤已被送进抢救室,在病床上昏迷4天了,情况很不好。”得知正贤的病情已处危险状态,我深感内心揪痛,疫情多发情况下的医院也不能去探视,干着急没办法,只能告诉砚青“既要有正贤病情逆转的希望,也要有发生最坏情况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并请她遇事有多与已经长大且成熟稳重、能够挑起重担的儿子多商量。”谁曾想仅过了一天,11月18日上午9时11分,正贤夫人卢砚青又发来短信说“曾正贤陷入深度昏迷,伴之以合并肺部感梁,已彻底失去了自主呼吸功能,仅靠呼吸机维持各项指标都不好的生命体征。”她还在短信中告诉我说“我早就设好的心理准备,其实在突发急救的事实面溃败、坝塌得一塌糊涂!”我十分理解正贤夫人卢砚青此刻的心情,但了为此揪心之外又为她做不了什么,只能安慰她“砚青挺住,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我不知道在后面的日子里,正贤是怎样与死神搏斗的,也不知道他的夫人又是怎样在希冀正贤出现奇迹般转机中受尽煎熬的,但最终刚满60周岁的正贤还是没能抵抗住病魔的无情攻击,充满遗憾地英年早逝,离开了令他十分眷恋的妻儿、亲朋和追求一生的诗歌,去了“最高的那座山”。至此,“中国诗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如流星般地陨落了”,而我也永远失去了一位相识相交相知30多年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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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正贤(笔名曾瀑)是云南镇雄人,1962年12月5日出生在乌蒙山下金沙江畔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倔强性格和文学天赋,不愿屈从贫困交加的命运安排,年仅16岁时就虚报两岁参军入伍来到青藏高原,成为铁道兵的一员。入伍不到两年就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铁道兵学院,毕业后回到铁道兵十师成为一名排长。正贤所在部队的团首长从他发表的新闻报道文章和诗作中,慧眼识珠地发现这个人才,将他调到团宣传股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工作,他在这个平台上如鱼得水地取得了优异成绩,使他在部队兵转工后顺利调入局宣传部负责新闻科工作,并在工作岗位上逐步成长为新闻科科长、主任记者、《中国铁道建筑报》驻中铁二十局、十六局的记者站站长和十六局政研会秘书长。

正贤在从事铁路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近40年,累计发表近百万字的各类作品。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入基层连队、众多建设项目和铁路施工一线,采写了上千篇新闻报道文章,有多篇文章荣获省部级和国家级新闻奖项,是一名享誉中国铁建系统的重要报道骨干;他用很大一部分精力从事铁路文学创作,采写发表了几十篇纪实性报告文学,相继出版了《雄性热土》、《零高度飞行》等多部报告文集;他有超过常人的诗歌创作天赋,从当兵的时候开始写诗,几十年来从而未中断,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诗刊》《十月》《星星》等国家级刊物和网络媒体发表了数百首诗作,出版了《怀头他拉的麦田》《三人行》《最高的那座山》等多部诗集,荣列中国诗人第一方阵之中。他的多首诗作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荣获了第六届中国铁路文学奖。2019年,正贤光荣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和正贤相识于1989年4月。从那以后的30多年间,我与他一直有着较为频繁的工作交往、文学交流和日常接触。在二十局宣传部时,我在理论科,他在新闻科,一起在局办公大楼四层西侧用文件柜隔开的大办公室里共事多年,几乎每天相见,工作之余经常相约对饮畅叙,属于彼此趣味相投;2000年后他调到十六局宣传部任记者站站长和政研会秘书长期间,我经常与他保持通话联系,每次去北京出差时只要有空,就约正贤和李昌明等好友一起小酌尽欢。2002年8月我在二十局青藏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时,得知他陪同十六局党委候副书记等人要去位于雁石坪的十六局青藏指挥部检查工作时,专门在位于风火山地区的二十局青藏指挥部食堂招待正贤他们一行用餐;2003年3月初,当正贤得知我要到国务院(铁道部)青藏办工作的消息后,专门于3月9日上午到北京西站迎接,并邀约已在青藏办工作的唐璐和来北京出差的青藏总指副指挥长黄弟福一起,在北京铁道大厦近旁的湘土菜馆为我接风洗尘。此后,我多次到十六局东坝驻地,享受他和妻子卢砚青在家中亲自下厨烹制的美味佳肴;2010年他调到铁道部工管中心办公室工作后,我们都在部机关食堂用餐,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以说是无话不谈;2018年他调到中国铁路文联工作时,我已担任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由于中国铁路作协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铁路文联双重领导,铁路作协开展诸如“送文化下基层、到站段”“重点专题活动征文”“评选表彰优秀铁路文学作品”“扶持重点铁路文学创作”等涉及全路范围的一系列活动,需由铁路文联出面协调和推进。因此,铁路作协的不少工作都是在与正贤进行接洽和办理,直到他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我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都非常感谢正贤对铁路作协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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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正贤相识相交相知30多年中,他不仅在工作上对我有难以细数的大力支持,而且在我的个人事情上也有许多难以忘却的关心帮助。在此,仅举几个令我感动至深的事例。

其一:1989年4月,我从铁道部一局三处党委办公室调到兵转工刚5年的二十局(原铁道兵十师)宣传部工作。初来乍到,单位还没分房,在远离上班的地方借房暂住。刚来新单位人生地不熟,还要带着不满4岁的女儿,我一边上班一边照看孩子,工作、生活都很为难。正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热心地向宣传部领导建议,把宣传部最西侧堆放报刊杂物的废弃茶水间清理出来,让孩子在我工作时有个暂时的玩耍和休息之处。这个建议被领导采纳后,正贤和新闻科的李闯民、王彦君、康天科等同事一起,很快清理出废弃茶水间的杂物,还设法在狭窄的空间里安放了一张小床,为我解决了初到二十局在工作中照顾孩子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之后,他又热心地帮我联系和引见分管局机关幼儿园的有关领导,“特事特办”地让女儿很快进入幼儿园托管,在最短时间里从根本上为我解决了工作时带孩子存在的后顾之忧。

其二: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7月1日,我停薪留职,用两年时间由北向南自费徒步考察了中国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主流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中国海洋报》两年间连续作了80多期专题报道,特别是1995年8月11日,国家海洋局邀请我到海洋局机关作专题报告,向各方面领导详细汇报了我徒步考察海岸线的情况,并综合我的考察汇报,于8月18日在《中国海洋报》上刊发了《万物之灵,你该如何对待海洋》的大篇幅报道。这些,都在社会层面和国家海洋局产生了良好反响。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考察万里海疆之事在本单位、本系统和铁路内部没有溅起什么浪花。正贤看到这种状况非常忧虑和焦急,感到十分惋惜,仗义执言地下功夫采写了《蓝色的绝响——中国徒步考察大陆海岸线第一人刘华追踪纪实》的长篇报道,于1995年11月29日刊发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上。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刘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每到一处,都要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铁路,宣传自己所在单位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业绩。他在与中国海洋报社签订的用稿合同中,要求对方在发表他的文章时必须署上作者单位的名称。在两年的时间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都要两个月给所在的党组织写一份思想汇报,并以在单位时高出两倍的数额向党组织寄交党费,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荣誉感。”正是由于正贤这篇文章的刊发,使本单位、本系统和铁路内部单位的许多读者,对我徒步考察万里海疆的意义有了深入了解和全新认识,有不少本单位、本系统和铁路内部甚至路外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员,在看到这篇报道后纷纷给我来信来电,称赞此举不仅对唤起全民的蓝色国土意识和振奋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为宣传铁路、宣传中铁建、宣传二十局在沿海作了大广告、做出了大贡献。

其三:1995年7月我停薪留职徒步考察万里海疆回到二十局宣传部工作后,当年11月初有一位远在广西南宁的女记者拿着《中国青年报》“冻点”栏目整版刊登我考察海岸线事迹的文章,独自来到陕西咸阳二十局驻地找我表达求婚的愿望。正当我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时,闻讯后的正贤和妻子卢砚青一道赶来陪同这位女记者,不仅安排吃住,而且在这位女记者逗留咸阳的几天时间里,多次组织朋友给予热情招待,热心向她推介,说了许多对我的美言之词,这对促成我与这位女记者的一段婚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用。

等等……

回想与正贤30多年的相识相交相知,虽然我年长他5岁,但我们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是非常投缘的知心相交,是不需“设防”和没有“套路”与障碍的坦诚相交,是可以“背靠背”相托付的兄弟。在这样相识相交相知的过程中,我深知他有许多令我望尘莫及的工作成就和公认杰出的文学作品,但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工作上的委曲和人生中的遗憾。对于工作中的委曲,他很少对外提及和表露出来,只想“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他人”,问心无愧地高质量干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对于遗憾,正贤也有很多。他在进入2020年下半年时,就已预感自身的健康状况会有不佳,便抓紧和夫人卢砚青与亲家一道,于当年10月5日在宝鸡操持完成了儿子的婚礼,我和正贤的云南战友李謇、成忠义作为特邀嘉宾,见证了一对新人大婚礼成的幸福时刻。但正贤却未能在儿媳怀孕后等来看见孙子(孙女)的那一刻;正贤未能兑现他退休后守在高龄母亲身边尽孝的承诺;正贤未能完成酝酿已久想要写出的许多难得诗作;还有正贤未能与妻儿一道搬入旧房改造后焕然一新的漂亮房屋;还有正贤再也不能利用闲暇之余同三五好友一起推杯换盏、畅叙言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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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贤生前存世的优秀新闻报道和杰出文学作品,将成为铁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而他那些生前的所有委曲和遗憾,也会随着其遗体的火化在一瞬间化为云烟。为了悼念正贤,我和他的好友张纪新及他的学生苟小平一道,代表正贤熟知的铁路文联老领导刘新科、才凡、李强,第三届铁路作协主席团成员王雄、赵克红、田湘、杨新阳、王新苗、刘荣哲,铁路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李志强;代表正贤的铁道兵战友田望生、李昌明、梅梓祥、王洋、姜书范、方楚晶、郭红琦、王启录、闫秀君、杨文宣、刘民主、朱绍轩、李春发、丁守全、王晓才;代表正贤的朋友陈益发、公相鹏、刘效永、师惠平、刘科臣、丁薇、高淑霞、唐相彦、张岩、丁宗利,以及代表所有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未能前来的正贤的亲朋好友,于2022年12月8日上午8时30分赶到通州区殡仪馆,为正贤的最后一程送行。当我和纪新走进告别室,看到棺内往日体重80多公斤一米八几的大汉,已被病魔摧残得只剩80余斤惨不忍睹的瘦小模样时,心痛不已的感觉真是无以复加。当我们面对正贤的遗体三鞠躬作最后告别时,大家都已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上午9时30分,在看到正贤的遗体被工作人员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我和纪新忍不住无比悲恸,连声高喊:“正贤,一路走好!正贤,一路走好!!正贤,一路走好!!!”这不仅是我们对正贤的最后呼唤,也是他的所有领导、战友、朋友和亲人们对正贤的最后呼唤啊!

斯人已去,“最高的那座山”上是天堂,那里依然有诗的海洋。愿正贤登上“最高的那座山”,放下人世间的所有欲望和一切尘扰,心无杂念地游弋在天国的诗海,有如他2020年2月25日在《我的还乡之旅》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一切无常,一切无住,息息生灭,逝同流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同时也愿正贤在天国里恣意挥洒才情,为他的“还乡之旅”点燃照亮来世的途程。

随悼文附录两篇我于1995年11月写的评曾正贤长篇报告文学《重塑南高原》的文章,以缅怀他对铁路文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作者:刘华,笔名心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中国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

附1:

洒向南高原的爱

——评长篇报告文学《重塑南高原》

心 和

素以诗歌和新闻报道见长的曾瀑,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短短几年间会在铁路报告文学领域闯出一条艰辛的成功之路。当笔者的思绪还未能从他的现代派长诗《炼火》中萦绕出阳刚之美的氛围时,又接续读到了《蓝色鸽巢》、《雄性热土》和《南昆浮雕》等数篇真实反映筑路工人无私奉献的报告文学,深为作者从由写诗到写报告文学的大步跨越中显示出孜孜探索的坚韧不拔精神所鼓舞。然而,在读过他所有报告文学之后,真正令笔者感到掩卷震撼的是曾瀑新近发表的力作《重塑南高原》。在这篇长达六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作者以高屋建瓴的大视野,用诗人的睿智和新闻工作者的特殊敏感,采取全景式写真手法,凭籍血脉中流淌乌蒙山历史的骄傲和对故土爱恋的赤子之心,气势磅礴地再现了南昆铁路大会战在南高原上所发生的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实,让读者无不从中感受到万千英勇的筑路大军和作者本人对南高原这片红色土地所倾洒的一腔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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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瀑对南高原的历史就像对自己掌心的纹络一样熟悉。这个乌蒙山的儿子,把金沙江水的灵气融进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使他产生了对故乡既恨得咬牙切齿,又爱得死去活来的矛盾情感。他的故乡有极为丰富的资源财富,却没有闪光的输出之路,南高原几千年不老的现实,又把他带入因地无通途而相对静止的截面。曾瀑在目睹了亲阿妹求医时因路阻延误而夭折的惨剧之后,曾恨得发誓永远不再回到地隅偏僻的苦难山寨。可当他一旦穿上绿军装“像一只冲出牢笼的鸟儿,向着憧憬的远方飞去”时,却又随着时光的流逝,使眷恋家乡的亲情成为他“生命中最难忘却的部分”。在经历了无数次对家乡恨与爱的感情折磨后,他终于感悟到“这里是我爱和恨的发源地,是我精神的大后方,是我灵魂的最后归宿,是我人生的最后舞台。我身上跳动着的每一个细胞,我的骨骼、我的牙齿、我的头发,我的整个的一切,都是这块土地给予我的呀!”

正是基于曾瀑对南高原故土这种浓重的热爱之情,当他一接到去采写反映家乡铁路建设的报告文学任务时,那种在心头积蓄已久的满腔之爱,便淋漓酣畅地化作笔端的文字,一古脑地倾洒出来。这种倾洒在《重塑南高原》的整篇文章中如行云流水,如江河决堤,如倾盆大雨。难怪波音客机还在南高原万米高空飞行时,他就敏感地意识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正从万米高空下的地面袅袅升起,弥漫了我的全身,渗透了我的血液和骨骼。”因为这种既熟悉又超然的爱恋之情,只有故土的赤子才最能无愧据有的啊!

其实,曾瀑的这种情感不只是在他一人身上明白地体现出来。文章中曾被他认为有些不可思议的邓墨林老人,在侨居美国成了百万富翁后,回到家乡却在祖先坟碑上刻下“月是故乡明”的诗句,临走时还恋恋不舍地带去一捧南高原的红泥土。可见,“身穿洋装不忘中国心”的情感,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在故乡人们心中打下深深烙印的情感。它亘古不会移变。旅居海外的老华侨如此,那么曾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南高原热血汉子,当然更不会例外。他把抽象的爱国之情具体到浓浓的爱乡之情之中,用赞美和讴歌为故乡摆脱贫困而修筑钢铁大道人和事的独特方式,使故乡之爱、民族之爱、祖国之爱在他的笔端凝聚成如同长城一般的群体,让读者从他的壮阔叙述中感受到,不仅是他自己在用赤热之心亲吻着生他养他的南高原,而且更有来自四面八方森林般的头颅在南昆线上用热血和汗水亲吻着祖国的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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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明德是曾瀑笔下赞颂的二十局南昆之役的高级指挥员。这位曾是作者当兵时所在团的团首长,却以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老汉”模样乘火车赶往昆明,去签订南昆铁路上场的第一期大临合同。车过成都,还是列车员在查票时发现他是一个副厅级“大官”,这才被列车长请进了软卧包厢。曾瀑在文章中抓住了这个极为生动的情节,简练地向读者勾勒出这个二十局南昆指挥部“最高司令长官”务实、奉献的现代特写形象。与之相吻合的是南昆之役“拼杀”两年多胜利在握时,丁明德与采访他的新闻记者“打游击”的描述。“记者应该把采访的主要精力放在一线职工那里,而不应该把眼光老盯着领导。”丁明德的这种言行,可以说突出反映了二十局南昆之役决策层的真实心态,进而把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坚持数年在南高原这个拥有25个民族的红色土地上,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张忠华、刘俊扬、许良元、王范田、刘振秀、王世勇、王继红、范用章和田荣、余量、王参军等一大批优秀指挥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高大形象,栩栩如生的塑造起来。不仅如此,曾瀑不惜笔墨而大书特书的更有一群群生动鲜活且平日未曾谋面的一线工人。其中还有已经把爱全部倾洒给了南高原的昔日战友。三处四队副队长林书明因负伤未下火线导致病毒侵染致败血症。从他临终前三小时在病历上写下的沉甸甸遗书里,可以看到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对建设南昆铁路的极强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浸透着对南高原这片红土地的满腔希冀与深深眷恋。林书明“这份震撼人心的遗书,是用热血和生命写成的人生答卷,是他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留下的一首千古绝唱。”正是有成百上千像林书明这样的筑路者,在为南高原的繁荣昌盛而舍生忘死,用与日月同辉、碧水共存的真挚情爱,在南高原上演了一幕幕揭穿死亡岭、神工筑天桥、壮志缚苍龙和热血写南昆的壮阔活剧。从此,处处杀机暗藏的天生桥高瓦斯隧道失去了原有的暴戾;天生桥二号大桥在攻克了10多道代表九十年代科技水平的难关后,变成了一道飞架峡谷的美丽彩虹;要德甸山神庙连同长坡岭频繁的“病害”,在勇士们征服自然的屠龙宝刀中永远地消失了。而此刻,灶事员赵英奎却强忍爱子爱女一死一伤的惨祸打击,“跟车返回项目部,为已经吃了一整天方便面的职工们做起晚餐。”连续奋战工地顾不了家的优秀化验员李天津,也在接到“加急电报”返家后,“带回了一份比他脸还苍白的离婚证书。”

应该说,曾瀑的笔端把来自五湖四海的筑路者们对南高原经济腾飞所倾洒的爱与奉献,都毫不夸张地作了真实记录。这是由于作者在近四个月的采访与写作中一直深刻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筑路者们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类文明,以及对南高原所作出的特殊而又巨大的贡献?!答案在曾瀑笔下毫无疑问是清楚的。这些不同口音的筑路者们把对自己故乡的爱,无私地延伸到对祖国、对南高原的热爱上面。因为他们知道,南高原上有气势巍峨的群山、千古不息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泊、茫茫无边的林海、异彩纷呈的花草、品种繁多的珍禽异兽和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泼水节三月街、大理三塔、圆通钟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25个花朵般的民族。这是构成令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自豪的伟大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人类祖先元谋猿人的诞生地。有了这样的共同财富和共同文明,在南高原这块红色土地上还会有乡音的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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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对南高原是厚爱的。因为无论在构筑共和国大厦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框架时,南高原历来都是天平上的重要法码。尽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南高原在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建设上出现了与时代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但“大西南必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早已成为共和国最高决策层的共识。在酝酿和准备十余年后,一个加快南昆铁路建设步伐、打通大西南出海通道、促进北部湾沿海经济开发的战略,为南高原的搏起腾飞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才有了南高原火热的铁路大会战。为此,共和国在各方面财政开支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拿出近200亿元投资,从祖国四面八方调集了铁道部九个工程局的庞大施工队伍,投入东起南宁、西至昆明全长898公里的南昆铁路建设,充分体现了共和国对加速滇黔桂三省区经济发展的期盼,也融注了共和国希望南高原人民早日走向富裕之路的母亲之爱。

对于这种大背景的叙述,作者在文章中以历史与现实密切结合的手法,进行了纵向对比和横向写真,使整个南高原的重塑都能紧紧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并使重塑南高原的根基牢牢地扎在将南高原用钢铁运输线送上时代巨轮远航的现实土壤之中,从而使祖国对南高原所倾注的爱,显得更加庄严、凝重和深厚。面对共和国如此的厚爱,南高原人民还有什么样的牺牲不能为建自己的“钢铁生命线”而付出呢?这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就使得曾瀑整篇文章的基础如同磐石一般坚固了。

美丽火红的杜鹃花是曾瀑笔下南高原的万物精灵。那火红火红的杜鹃花开遍了南高原的山山岭岭、沟沟坝坝,把整个南高原的土地都映染得通红,连鬼斧神工、奇形诡异的北大村石林,在它的面前也淡然失色。特别是天生桥隧洞帘前那座红色的杜鹃门,犹如“一道环形的火焰”,顿时映红了南高原上空。作者就是这样,把方方面面倾洒给南高原的爱,用色彩的隐喻加以具像化,把南高原特有的红色杜鹃花作为文章的主体映衬,使人真切感受到“红色,是火的颜色、太阳的颜色、燃烧的颜色,是血液的颜色、生命的颜色。”正是这种难以遏制的红色光芒,“从那绿色的林海、田野上,甚至从那些灰黑色的岩石里、蔚蓝色的湖泊中强烈地迸射出来”,使自己浑身置于“一片广袤无垠的红色之中”,“整个生命也由此都变成红色的了。”在这样沸腾燃烧的红色世界里,南高原处处荡漾着乡情之爱、民族之爱和祖国之爱的涟漪,使这种爱的力量超越自然、历史和时空,在化作一条穿山越谷、跨过江河,背负高原、痛饮南海的钢铁巨龙,使险峻的南高原在建设者的巨手中天堑变通途,进而让南高原变得玲珑剔透、美仑美唤。这就是红色的南高原大地凝炼出的红色的灵魂和红色的身躯,并使得所有在南高原上接受过这种洗礼的人们,把爱从南高原再洒向一切需要爱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曾瀑用心良苦的构思意境吧。

(此文刊发于1995年10月12日《开路先锋报》,《中国铁道建筑报》转载)

附2:

降龙伏虎搏南昆

——再评长篇报告文学《重塑南高原》

心 和

凡是阅读过曾瀑长篇报告文学《重塑南高原》的人,都不难清晰地看到,在二十局承建南昆铁路的90公里路段上,起伏逶迤的群山之中,南高原所特有的喀斯特地貌所造就的山体裂隙、石岩溶洞、危崖滑坡和地下涌水,以及少见的高瓦斯煤层,就如同一条条“孽龙”和一只只“恶虎”,在伺机扑向与之搏斗的每一个筑路者。于是,一场人与自然进行生死抗争的壮阔活剧,就背负着共和国的使命和25个民族的期盼,在南高原崇山峻岭间拉开了决战的帷幕。在经过无数个回合的较量后,人们终于惊喜地看到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现实:“孽龙”坡岭失去了淫威,“恶虎”高瓦斯煤层闭住了血口,还有白土山、天生桥、大峡谷等曾与建设者较量过的大大小小的“孽龙”和“恶虎”,仿佛在一夜间都变成了任人摆布的驯物。然而,当胜利的人们为降伏“孽龙”、“恶虎”而举杯欢庆时,又有谁能品味到这胜利的背后所蕴含的巨大付出呢?!

上演壮阔的活剧需要高明的导演。曾瀑意识性很强地把二十局党委书记简盛雨、局长邢福海、总工程师陈演武和局南昆指挥部指挥长丁明德等局南昆之役的最高决策者们集合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营帐”之中,耐人寻味地把“前些年,由于国家大幅度压缩铁路基建规模,二十局被迫走向路外自谋生路。在波诡云谲的建筑市场上,他们还未学会游泳就被抛向了滔滔大海,苦涩的海水把他们呛得头晕眼花,险些沉下去浮不起来”的酸楚背景,作了客观的铺陈。特别是兵改工后,二十局在饥不择食、缺乏竞争经验的情况下,“以极低的标价,承揽了甘肃引大入秦等几个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在经济上不仅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在企业声誉上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仿佛是自揭疤痕的铺垫,为南昆之役务求全胜而增大了每一位决策者的思考份量。

历史总是要翻开新的一页,曾爆在文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二十局在南昆之役如何翻开新一页的关键所在。年过半百有着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委书记简盛雨和年富力强以果敢严谨著称的局长邢福海,在关系务求全胜的重大决择时,首先把思想集中在组建一个精干高效的指挥班子、制订一套科学严密的施工方案、选择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施工队伍上。于是,丁明德受命挂帅出征,担任局南昆前线的“最高司令长官”,具体实施“大本营”部署的战略方案;于是,张忠华、刘俊扬、巩树堂、梁永玺、余新和、刘杰等各路豪杰,相继担当起组织决战南昆的领导重任。这些二十局南昆之役的大小将帅们,通过各种方式把决胜意图影响扩散到整部降龙伏虎的壮阔活剧之中,这才有了南高原“山无穷,开拓无穷”的空前大决战。

空前大决战的“壮烈”程度自然也是空前,甚至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通过曾瀑的文章人们可以看到,从局机关到指挥部,上上下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对党中央、国务院和铁道部负责,决不允许国家上百亿元的投资出现半点闪失,那怕是延误一天工期,都将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正因如此,南高原上的每一场暴雨、每一声开山炮响、每一阵机械轰鸣和每一处自然险情,都无不牵动着“大本营”和指挥部每位决策者与指挥员的神经。作者在采访中多次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南昆工地现场办公时,是如何镇定自若、驾轻就熟地机动调整施工部署,灵活改变施工方案,果断处置自然隐患的一幕幕场景,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报告文学的丰厚积淀和鲜活素材。特别是在天生二号桥悬臂灌注关键设备——挂蓝出现设计障碍时,局长邢福海和总工程师陈演武几次亲临现场指导,“亲自为设计方案组织技术论证和审定”,为大桥的成功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类似这些凝聚着决策层领导们心血的鲜活事实,在曾瀑笔下都一个个再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到这些宏观上控制全局的“大腕”导演们为降龙伏虎所显示出的超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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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昆铁路是我国继成昆铁路之后,在西南艰险山区修建的又一条长大干线。“不仅工程量浩大,而且它的艰巨性和复杂程度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战胜各种自然病害,铁道部决定将一大批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在该线配套实施和推广使用,目的就是把南昆线建设成为一条集中体现我国九十年代设计和施工技术新水平的现代化铁路。”由此不难看出,南昆之役实际上是向科学技术要管理、要效益、要水平、要生产力的一场攻坚战,而夜以继日奋战在南高原上,同大江大河、高瓦斯区、强地震区和泥石流、滑坡、岩堆等山地病害进行殊死搏斗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就自然成为南昆之役降龙伏虎的“排头兵”。

从部队基层连队成长起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十多年,对铁路建筑施工并不陌生的曾瀑,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工程技术人员在降龙伏虎过程中可歌可泣的感人生动事迹,又一次长时间地深入到南高原火热的施工一线,同众多科技人员同室共寝,虚心讨教,彻夜长谈。然后把采访了解到的科研攻关事例形象化地融注在笔端纸头,使生硬、死板、枯燥的施工技术活动,变成了活生生的动人故事,让读者从中感受到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在这场与大自然进行的卓绝抗争中,所奉献出的一腔热血。

曾瀑在文章中所描述众多工程技术人员栩栩如生的形象中,局施工技术处的瓦斯预防专家田荣就是一名突出代表。这位毕业于陕西矿业学院的中年知识分子,是被二十局当作特殊人才从地方引进来的。他凭着几十年积累的高超专业技术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在天生桥高瓦斯隧道里不分昼夜地同恶魔般的瓦斯进行着殊死搏斗。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目光扫描过的地方,瓦斯找不到任何藏匿的死角。他甚至不用监测器,而是通过吸口气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掌子面上的瓦斯浓度。”而科学严密的瓦斯预防措施,又使得田荣的才能在未伤一兵一卒就彻底战胜罕见的隧道高瓦斯难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现场的工人们都发自内心地称赞说“田工是我们在瓦斯隧道施工中的保护神,有他在场,我们的胆子就壮多了。”

年仅30岁的高级工程师余量,是一位年轻的桥梁技术专家,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勇敢地承担起科技含量很高的天生桥2号大桥悬灌施工关键设备——挂蓝的设计研制攻关任务。在没有现成图纸、缺乏施工经验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文献,绞尽脑汁脑汁地筛选设计方案,不知疲倦地绘制出数百张设计草图,不耻下问地征求老专家的意见。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设计和研制,被铁道部南昆“四桥”专家组称为“设计科学、结构合理、功能优越、整体轻型、操作安全”的斜拉式悬灌挂蓝,终于成功地运用到天生桥2号大桥的施工建设之中,成为南昆线同类桥梁施工中依靠科技进步攻克科研难关的典范,为在南昆线率先建成同类大桥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这部报告文学中,被曾瀑饱蘸心血热情讴歌的还有局总工程师陈演武、局南昆指挥部总工程师刘俊扬、局南昆指挥部副指挥长巩树堂,以及黄平西、杨保德、王参军、刘建峡、丁大有、王继红等一大批为重塑南高原而牺牲个人利益、贡献聪明才智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这不仅体现了作者本人尊重科学、敬重科技人员的严肃态度,还充分反映出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以自身具有的特殊优势,在降龙伏虎搏南昆中发挥出的特殊作用和作出的特殊贡献。对此,南高原不会忘记,共和国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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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报告文学的描述重点放在报告一线干部职工身上,是曾瀑这篇文章之所以打动人心的成功之处。这不仅因为一线干部职工是南高原降龙伏虎的主力军,还由于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和特别能奉献的高贵品质,正是时代最需要弘扬的民族精神。

许元良这个“南昆狂人”,就是曾瀑笔下重点描述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是具有大将风度的基层优秀指挥员,也是一个克“敌”制胜、勇猛无畏的坚强斗士,而且还有大得惊人的“胃口”,能够连续“吃”掉局南昆线五大重点工程中的四个。特别是在揭穿死亡岭和神筑天生桥两大战役的拼杀中,他挥舞着具有高超“魔力”的指挥棒,身体力行地和工人一起冲锋陷阵。于是,成功和鲜花自然就成了一个个战役的圆满结局。

林书明的故去应该是悲壮的。这个被工人们称之为“拼命三郎”的人,在被工友不慎砸伤手指后,完全有理由静卧休养,完全可以不让死神“在他连日劳作而虚弱的身体上寻找到突破口”。然而,就是已被病魔板倒躺在病床上的林书明,还在念念不忘他的隧道掘进,几次试图拨掉针管都被医生坚决制止。“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周医生实在没办法,只好叫来两名工人,自已举着药瓶,让他们将林书明从病床上抬起来,架着他一步步走进隧道。”这是一个多么高大的当代铁路工人的神圣形象啊!尽管林书明在病历纸上写下一封牵挂隧道施工的信后仅三小时,就被败血症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但南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林书明没有走,“他那舍生忘死、披肝沥胆,为祖国南高原繁荣富强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与苍山永在,与碧水共存,与日月同辉。”

为了按期完成大临工程,打响二十局进军南高原的第一炮,长途跋涉的干部工人们连背包都没打开,就穿着裤头、光着膀子、扛着工具,挥汗如雨地在六月骄阳的灸烤下干了起来。眼看胜利在望,刚开出的十多公里便道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得七零八落。然而,36个小时后,当铁道部南昆指挥部的领导乘汽车“沿着荒山野岭中新开辟出的通道,一路畅通无阻地向前开去”时,却惊异地看到“工地附近的岩石上、山坡下、道路旁,工人们横七竖八地横躺着睡着了。他们浑身沾满了泥浆,有的枕着铁锹,有的枕着石块,有的干脆仰卧在泥泞里。”安德甸山的神庙虽然迁走了,但长坡岭的病害却在时刻威胁着工程施工。当伊长江和许海乾备好酒菜准备与弟兄们在“五一”节快乐一盘时,倾盆暴雨引发的洪流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好梦。精心施工一年多长达五公里的铁路工地,瞬间就变成面目全非,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可是,大自然的暴戾压不跨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筑路工人。“老队长曾国祥又率领着李成田、蒋中平、王勋贵、张邦会、李龙安等12名推土机手,驾驶着无坚不摧的钢铁战马,组成威武雄壮的梯队,以横扫六合的磅礴气势,隆隆地向巍峨的安德甸山发起了轮番冲击。”

此外,还有灶事员赵英奎、测量员白引蝉、钳工史英和刘振秀、王范田等一大批施工一线的干部工人,凡是能被曾瀑收入视野的人和事,他都充满激情地进行了宝贵而生动的艺术再现,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文章的感梁力度,使《重塑南高原》这篇报告文学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也使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拖不跨、打不烂,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精神,在降龙伏虎搏南昆的干部工人身上得到不断升华。有了这样的精神,在我们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钢铁队伍面前,还会再有形形色色的 “孽龙”、“恶虎”吗?我想,读完曾瀑的这篇力作,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此文刊发于1995年11月30日《开路先锋报》)

编辑: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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