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__一代诗宗_名齐李杜——《高启诗选》导言

高启像

导 言

中国诗歌史上，读者公认高启为“一代诗宗”[1]，或说“天才超逸，实居明一代诗人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说“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2]，以为是很高的评价。

但很少有人注意，当明洪武七年（1368）高启遇害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与他同为“北郭十友”和“吴中四杰”之一的诗人，张羽称其“汉家乐府盛唐诗”[3]，徐贲更盛称其“有名齐李杜”（《附录》第1016页），推重至与“诗仙”“诗圣”并尊的地位。

须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4]，又在高启作为钦犯刚被处死的敏感时刻，高启的这两位友人当不会故为虚誉以涉犯上之险，而应是痛惜其才，敢说真话。

因此，这是值得重视的意见，当然也有待辨析和形成共识。这固然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但因此更应该努力对其人其诗做新的更加全面的思考。

一 家世与身阶

高启生于元顺帝至元二年丙子（ 1336 ），遇害于明洪武七年甲寅（1374），与他以“千年遗恨泣英雄”（卷十五《岳王墓》）的诗句凭吊的岳飞一样，都冤死于39岁的年纪上。

恒自署“渤海高启”或“齐人高启”，谓为北齐神武皇帝高欢之后。高欢，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人。世本汉族，但“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5]。

金檀《高青丘集》附《高青丘年谱》（以下简称《金谱》）云：“先生系出渤海，世为汴人，南渡随跸家临安，后趋吴，居郡之北郭，遂为吴人。”即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人。

其在吴“郡之北郭”位置，有《暂归鸣珂里旧宅》诗曰：“故庐在东里。”（卷六）

上溯五世无闻人。祖父本凝，父一元。吕勉《槎轩本传》（以下简称《吕传》）云：“考顺翁以上俱裕饶。有田百余亩，在沙湖东。”（《附录》第995页）“顺翁”即高启父之字，或以为号。有一兄名咨，即诗中多称之“家兄”。侄二：庸，常。有一姊，两甥。

卷十二有诗《送钱氏两甥度岭》曰：“东送投荒去，应归下濑营。一家十口散，万里两身行。”三女，一子。次女书卒于元末苏州十月围城中，子祖授亦于高启生前早夭。

故徐贲《祭文》曰：“遗二弱息。”（附录》第1015页）。又据其《喜从兄远归》诗（卷十六）有从兄某。字季迪。因其曾客居甫里之青丘，故号青丘子。

《元和唯亭志》：“户部侍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高启第：在青丘浦大树村。”[6]甫里，明属长洲。故一说高启为长洲人，实误；又号槎轩。

高启《槎轩记》云：“槎，浮木也。予尝居淞江之上，滨江之木当秋为大风所摧折者，随波而流，顾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轩。及游京师，翰林学士金华宋公，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或退，东西旅寓，所至则匾于室。”（《凫藻集》卷一）又号吹台。

吹台，汴（今河南开封）之繁（ pó）台，以纪其“世为汴人”；又因曾与修《元史》，晚署青丘退史。

年十八，娶于青丘巨室周仲达之女。甚贤慧，高启有诗曰：“妻能守道同王霸，婢不知诗异郑玄。”（卷十五《秋日江居写怀七首》其六）能诗，高启《答内寄》曰：”风从故乡来，吹诗达京县。”（卷七）不久，家中落。

《吕传》云：“稍长，兄咨戍淮右，继失怙恃，即综理家政，往来江城以居。”故宅经乱毁弃，“景物乱后非，行观一怆然”（卷六《暂归鸣珂里旧宅》）。

遂至于“辛苦中年未有庐”（卷十五《迁城南新居》），“无禄无田最可悲”（《附录》张羽《哀悼》）。

因此，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高启“作为以苏州为根据地的张士诚统治下的一个市民，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7]，是一个事实。

即使入明以后，他一度被召修《元史》，教授诸王子，虽赐官户部右侍郎不受，也算是登上了社会的高层，却终因曾经做官被祸于辞官之后，折翼云天，殒命金陵，实际只是一位几乎逆袭成功的“草根”，却最后如“滨江之木当秋为大风所摧折”，成为“一代文人有厄”（吴敬梓《儒林外史》）最惨烈悲剧的典型。

《高季迪先生大全》书影

二 人生五幕

以洪武元年（1368）为界，高启一生有32年在元朝，入明后只生活了7年。但他毕竟做了明朝的官，所以无缘是元朝最后一位诗人，而有幸成为了“明朝最伟大的诗人”[8]。

他39岁的乱世人生，曲折起伏，倘以其少年时代为序曲，则有如元杂剧一本四折加楔子的五幕场景：

（一）天才少年（1—15岁）。

高启自幼聪颖，“未冠，以颖敏闻。所交以千言贻之曰‘子能记忆否？’君一目即成诵，众皆叹服”（《附录》张适《哀辞》）。

喜谈兵，其《草书歌赠张宣》诗曰：“嗟余少本好剑舞。”（卷八）“尤好权略，论事稠人中，言不繁而切中肯棨”（《吕传》）；

有大志，曰：“顾余虽腐儒，当年亦峥嵘。小将说诸侯，捧槃定从盟。大欲千万乘，献策登蓬瀛。”（卷四《感旧酬宋军咨见寄》）

又曰：“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卷六《赠薛相士》）

好游侠，曰：“结交原巨先，共作缓急投。”（卷七《次韵包同知客怀》），又曰：“少年客名都，狂游每共呼。”（卷十二《寄钱塘诸故人》）

负气好强，曰：“余少未尝龊龊，负气好辩，必欲屈座人。”（《凫藻集》卷二《送倪雅序》）“无书不读，而尤邃于史”（《附录》谢徽《缶鸣集序》）。

但高启本人和他人记载中都无提及其师承。当学无常师，主要以自学成才。

（二）客饶十年（16—26岁）。

高启美风仪，“身长七尺，有文武才”（《列朝诗集·高太史启》），“气貌充硕，衣冠伟然，言论诵读，音韵如钟”（《附录》周立《缶鸣集序》），名闻乡里。其间行事可述者，主要有四。

第一，受知于饶介。《吕传》云：

年十六，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分守吴中……闻先生名，使使召之……强而后往。座上皆钜儒硕卿，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实试之也。

且用次原诗“木、绿、曲”韵。时先生……侍立少顷，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樽，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诸老为之掣肘，自是名重搢绅间，纵前辈弗畏之。

此记《金谱》辨为至正十六年21岁事。但《吕传》以徒传师，当更可信。况且若至21岁可考进士中状元的年纪为此诗，以饶之高官和文坛盟主地位，或不至于“大惊异”。

因此，饶介被处死，高启哭以诗说：“无因奠江上，应负十年知。”（卷十二《哭临川公》）“十年”当自至正十一年他16岁起，至至正二十一年他26岁止。

第二，客饶身份。

张适《哀辞有序》载，其初“饶介……延之使教诸子”（《附录》），当即饶私人聘用的塾师；后为“记室”或“著作”[9]，则成为饶府的幕客了。

又，高启《匡山樵歌引》（《凫藻集》卷一）、《陪临川公游天池三十韵》（卷五）、《赠醉樵》（卷十一）等，均言及与杨基等客饶陪游及诗酒往来之事，可见宾主相得，过从颇密。

第三，吴越之游。

高启《吴越纪游十五首并序》（卷三）所称“至正戊戌、庚子间”，即至正十八年（1358）冬至至正二十年春历时一年有余的“吴越游”，似乎游山玩水的“自由行”，其实是负有使命的“行役”。

这从其第一首《始发南门晚行道中》开篇说“岁暮寒亦行，征人有常期。辞我家乡乐，适彼道路危”，和第三首《次钱清江谒刘宠庙》中有句云“我方东征急”等，皆言身不由己可以确认；其数年后又有诗曰“昔年偶失路，羁役戎马间。

南行越重江，岁晏不得还”（卷七《冬至夜感旧二首》其二）云云的回忆，更进一步证明其“吴越游”是与当时“戎马”争战相关的一次“行役”，是令其沮丧难忘的一次“失路”，即大非所望，一无收获。

至于具体情形，诗人讳之，今亦难考。但应该是因此，他在至正二十年春结束“吴越游”回到平江以后，就从饶介处离任，“违群远寓荒江岑寂之滨”（《凫藻集》卷二《赠胡生序》），携家依外舅隐居青丘去了。

此后虽时往来于江城，与饶介乃至元朝和张士诚在吴的某些将领、官员还有联系，但他既没有做元朝或张士诚的官，也没有再回饶介之幕。

第四，“北郭十友”，或称“十才子”。

高启客饶十年间，除得以结交饶介等官绅名流外，又“家北郭，与王行比邻，其后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极一时诗酒之乐，十子之名肇始此数年”（《金谱》）。

按高启《春日怀十友诗》之“十友”有僧道衍、王彝，无高逊志、唐肃，兹不具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实际是以饶介为后台势力的一个诗人团体。

所以饶介死于被明太祖杀害，“十友”后来的命运也多悲惨。但僧道衍（姚广孝）后来成为朱棣的“黑衣宰相”，把朱元璋传位建文帝的遗算打成粉碎，与其曾为饶介之方外友和“北郭十友”中人的经历，未必不有心理上潜在的联系。

又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被比“初唐四杰”之“王、扬、卢、骆”，并称“吴中四杰”，也应该是基于这一时期诸人共积的声望。

以上诸事或同时，或先后，或错综发生，深刻影响了高启“客饶十年”及其后来的诗歌创作。

《高启诗选》 杜贵晨 撰

（三）张吴五年（27—32岁）。

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攻占平江，高启被“屡以礼招之不就”（《附录》周忱《岛藻集原序》，第1026页），而饶介为张请出受右丞之职。

高启居青丘，来往江城，与饶和张吴官员仍有联系，但没有正式隶属关系。

而高启诗文中以元廷为“国朝”，以镇压农民起义为“戡乱”（《凫藻集》卷三《送蔡参军序》），称颂一度降元封太尉的张士诚“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凫藻集》卷三《代送饶参政还省序》）等，却对张士诚称“吴王”一字不提，可见其始终恪守对元朝“君臣之义”，而对反元势力，包括张士诚不奉元朝正朔的情况下，均持不合作立场。

但到至正末元朝大势已去，张士诚、朱元璋先后称吴王，在两吴王之间，高启显然选边张吴。

这突出体现在至正二十六年（ 1367）十一月，至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大军围平江，平时多居城外青丘的高启，却不知何故回去到围城中了[10]。而且不幸他的二女儿高书在围城中患病惊悸不治死。

却又似乎侥幸的是城破之后，其恩公饶介被逮处死，兄长高咨和许多友人如杨基、张醇、张宪、余尧臣等等，都因为附饶或附张流亡藏匿，或被逮迁戍，而高启得免于祸，仍回青丘隐居。

大概就由于他从饶氏幕中抽身及早的缘故吧。

值得注意的是，元以至正为号的二十七年间，朝廷和张吴都有过多次科举，而且从高启写于至正十八年（1358）的《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诗末说“我今有志未能往，矫首万里空茫然”（卷十），可知其并非无意科举，却各种记载都无其曾经参加科举和有任何功名。

反而张羽应是写于张吴覆亡之后，高启被召修《元史》之前的《续怀友诗五首》中，称诸友均以其在元旧职或身份，而称高启为“高征君”（《静居集》卷一）。

那么是否高启入明前曾受过元朝廷的征召，而不必参加科举了呢？待考。

（四）仕在南京（34—35岁）。

洪武二年（1369），高启34岁，应召修《元史》。二月到任，寓南京天界寺。八月，《元史》成。“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擢启户部右侍郎……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赐白金放还”（《明史·高启传》）。

三年（1370）八月归至青丘。计其仕在南京，包括“去年归乡过重午”（卷十《京师午日有怀彦正幼文》）在内，前后约一年半。

高启本不欲仕，所以在南京不屑钻营，“袖无投相刺，箧有寄僧诗”（卷十二《京师寓廨三首》其三），却在不时随侍中被朱元璋看好，先后提拔他为翰林院编修、户部右侍郎（正三品）。

这就是那时所谓“皇恩浩荡”了，但高启却托故拒绝了。其拒任的理由，《明史》本传说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张适《哀辞有序》称“自以不能理天下财赋”（《附录》）。

前者是明显的托词（详后），后者则似乎高启的一个私见，即做官的话，也“莫掌官钱谷”（卷七《真氏女并序》）。但是，纵观其言及仕隐的诗，深层原因一是他对历史人物“鼎食复鼎烹”（《赠薛相士》）悲剧的心怀恐惧；

二是他醉心于诗，极度厌倦“漏屋鸡鸣起湿烟，蹇驴难借强朝天”（卷十七《风雨早朝》）的趋朝生涯；

三是与痴愿做一个诗人相联系的，是他还沉湎于张吴治下“十年离乱如不知，日费黄金出游剧”（卷八《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的记忆，而不曾燃起对朱明新朝真正认同与合作的热情。

（五）归隐遇害（36—39岁）。

洪武三年秋八月，高启辞官归青丘，虽身心解放，但“无禄无田”，只好仍教书为生。又他早曾害眼病（卷十二《病目》《病目不饮》），不知何时起“诗人亦有相如渴”（卷十五《赠医师王立方》）即糖尿病。

另有最大的不便是居无定所，不时搬家。适有他在京结识的国子监祭酒魏观转任苏州知府，兴文事，主动为高启“徙居城中夏侯桥，以便朝夕亲与”（《吕传》）。

高启生子，魏观也亲至道贺；魏观葬母，则请高启撰写铭文（《凫藻集》卷五《魏夫人宋氏墓志铭》），频有过从。所以当魏观移修郡治上梁时，就请了高启作《上梁文》。

不料魏观移修郡治是在张士诚旧宫地基上新建，被诬“兴既灭之基……遂被诛”（《明史·魏观传》）。而“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明史·高启传》）。

可见高启之死，直接因于《上梁文》。但《明史·高启传》却说还因为“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并无实据，而是受了野史传闻的影响。

对此，朱彞尊等已辩之甚详（《附录·诸家评语》）。其实可想而知，朱元璋为人雄鸷，“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明史·茹太素传》），若果以其有诗讽刺，何以“嗛之”还要提他官职？但这个问题还可作两点补充：

一是虽说朱元璋赐官高启之前不会有因诗而“嗛之未发”者，但朱元璋比高启才大8岁，根本不会相信高启“年少”云云的托辞，唯是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所以仍“乃见许……放还”。

高启当时庆幸，却不知在朱元璋看来，其实是给高启脸面不要，正是使自己碰了（软）钉子，失了脸面，在普通人近乎绝交，君臣间性质上就是“忤旨”，从而埋下了他后来被杀的祸机。

因此，所有关于高启死因另有隐秘的说法，只有张适《哀辞有序》所说“力辞迕旨，仍赐白金一镒，以酬训诲之劳”（《附录·哀诔》），最为可信。

原因即在张适是高启同乡，自幼至高启遇害前“周旋久，而相知为深”。又从其说朱元璋“仍赐”之勉强意，颇似从高启生前口角得之，并因“以解世之疑”公布出来。否则高启才死，以张适退职水部郎中的身份，如非确有把握，断不敢臆造涉及皇上之事，他不怕砍头吗？

因此，笔者很奇怪修《明史》诸公，居然不取张适此说，而信从钱谦益辈所据之《吴中野史》等无根之谈。

二是尽管朱元璋对高启辞官或有旧憾，但是若非他又牵连入魏观案，也应该不会主动翻旧账杀他。

至于高启被牵连入案的前因，却是魏观为其“徙居城中夏侯桥”。而高启若非“未有庐”和“无禄无田”，则魏观固然不必，高启也就不会接受魏观为其“徙居”，从而就不一定有因《上梁文》被杀之事了。

因此，高启固然是为魏观所累，为朱元璋所杀，但更深层次上也是其生活困顿的处境，迫他“不得已为魏观客”（《附录·群书杂记》），从而一步步走上了死路。张羽悼其“无禄无田最可悲”之深意，可能即在于此。

以上高启生平虽大致清晰，但其客饶经历、吴越之行、拒仕张吴、被害始末以及“征君”身份等，仍都有可疑之处，尚待深入考索。

书 影

三 名齐李杜

从高启《丛竹图赠内弟周思敬就题》（卷十六）可知，高启擅绘画，但无画作传世。其文字著作今收集最全的清金檀辑注《高青丘集》，有《凫藻集》五卷各体文119篇，《扣舷集》词32阕，各体诗十八卷并《补遗》共2011首。

近有学者从《诗渊》辑得29首[11]，共2040首。或有误收，但也可能仍有待发现者。

从而大体还是景泰中徐庸（用理）编《高太史大全集》所称“诗凡两千余篇”（《列朝诗集·高太史启》）。

虽如汪端云“《青丘大全集》本非手定，中有自加删润之作，编诗者两存其稿，故多复句”（《附录·诸家评语》），但是诗人之不幸，而非其过错。何况大醇小疵，不害其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一）题材广泛。

高启生当元末乱世，曾有诗说：“卧思三十年来事，一半间关在乱离。”（卷十七《夜中有感二首》其一）又身经两朝，以布衣之士时隐时出，并曾置身张吴和为官明朝的政治漩涡，交游广泛，而不屑钻营，“平生无事迫，辛苦为寻诗”（卷十三《临顿里十首》其四）。

从而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仅在山程水驿，而且在待人接物，睡卧起居。几于无时不可以有，无事不可以入。汪端曰：“青丘诗……施于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附录·诸家评语》）今参酌时贤见解，分为以下十类：

感寓：各种即事生情关乎出处生死人生终极思考之作。如《悲歌》《寓感二十首》《拟古十二首》《秋怀十首》等；

自述：各种自道身世阅历之作。如《青丘子歌有序》《临顿里十首》《别江上故居》《乱后经娄江旧馆》《咏梦》等；

咏史：各种读史、论人、吊古之作。如《读史二十二首》《咏隐逸十六首》《剑池》《咏荆轲》《阊阖篇》《十宫词》等；

纪游：各种山水胜迹游观登览纪事抒情之作。如《吴越纪游十五首》《天平山》《龙门》《太湖》《天池》《舟归雨中》《渡吴淞江》《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

风物：各种以风俗、景色、物象为题之作。如《采茶词》《斗鸭篇》《烹茶》《竹枝歌六首》《梅花九首》《端阳十咏》《军装十二咏》《秋柳》等；

音画：各种有关音乐绘画之作。如《夜饮丁二侃宅听琵琶》《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客舍雨中听江卿吹箫》等；《明皇秉烛夜游图》《题倪云林所画义兴山水图》《宫女图》等。作者亦擅画，题画诗为多；

亲情：各种有关家人亲戚之作。如《古别离》《喜家人至京》《答内寄》《梦钟离两兄》《悼女》《子祖授生》等；

交游：各种友人、同事、上下属唱和、赠答、怀友、悼亡之作。如《春日怀十友诗》《哭临川公》《雨中就陈卿饮酒醉归闻丁二卧病客楼赋此安慰》《闲理箧中得诸友诗存殁感怀怅然成咏》《雨斋独坐写寄友》《得亡友周履道记室在系所诗次韵》《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郡治上梁》等；

田园：各种有关农田、农人、农事之作。如《郊墅杂赋十六首》《看刈禾》《东园种蔬》《种瓜》《田园书事》等；

时事：各种涉及战争、时局、朝政、社情之作。如《塞下曲》《闻朱将军战殁》《吴城感旧》《奉天殿进元史》《封建亲王赐百官宴》《江上见逃民家》等。

鉴于每诗题材内容都不可能纯粹，以上分类难免削足适履或可此可彼，似可分而实难分。

却不得不分，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细分，实因高启之诗千门万户，而且即使同题（材）异作，也多彩多姿，绝无雷同，而可以辟为专题阅读研究。

例如不仅其题画、咏史、田园、纪游等类诗可作专题研究，而且其写送行、梅花、饮酒、中医等，乃至其时常搬家的移居诗，都有品类特征突出的特点，可类析以见其别出心裁，戛戛独造。

《高启诗评注》

其次，诸体皆工。

中国古代诗歌之有体裁，既因为汉语表义的特点，也因为叙事抒情内容有体量大小要求形式繁简和整饬度的不同，包括诗人寄意的单纯或繁复等。

诗人相题而为，因事、情、意而作，从而诗有诸体，犹小说家或擅长篇，或喜短制，往往各有偏长。对此，高启早有发现并设为兼诸体而登峰造极的目标。其《独庵集序》云：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一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

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邱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凫藻集》卷三）

为此，高启苦心“相兼”，以求“大方”。张适《哀辞》说：

君淬砺于学，尤嗜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类而选成一集，名曰《效古》，日咀咏之。由是为诗，投之所向，罔不如意，一时老生宿儒，咸器重之，以为弗及。（《附录》）

其苦心孤诣，浑然自成，则如李志光《凫藻集本传》所云：

高启……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天资秀敏，故其发越特超诣。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汇万类，规模同一轨。

山龙华虫，如其贵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壶，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丽也；田文、赵胜，如其豪也；鸣鹤翔云，如其逸也。仍和陶、韦大羹元酒之味，不闲二宋粟布之征。所谓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者矣。（《附录》）

而举凡三、四、五、六、七言，长短句、回文无体不备；乐府、琴操、辞、古诗、近体律绝，几无体不备，有作皆工。其同郡人同修《元史》同辞官归里之好友谢徽序其诗云：

季迪之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纵横百出 ，开合变化，而不拘拘乎一体之长。（《附录》）

清代著名女诗人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凡例》曰：

乐府，高青丘清华朗润，秀骨天成，唐人之胜境也。五言古得柴桑之真朴 ，辋川之雅淡。七言古沉郁宕远，兼太白、杜、韩 之长。

五言律，上法右丞，下参大历十子。七言律超妙清华。五言绝得王、韦之髓。七言绝有唐人风度。（《附录》）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云云，则乾嘉诗注家目迷五色，看朱成碧之见而已。

事实上高启诗所谓“兼师众长”，乃杜甫之“转益多师”；所谓“时至心融”，则必然自成一格。故所谓“不能名启为何格”者，实是其“浑然自成”，如杜诗之得“兼”，“浑”一前人之种种格而自为之“成”。

这也是后世编其诗题“大全集”的主要原因，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特异的现象。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

其三，堪称“诗史”。

李白诗曰：“哀怨起骚人。”（《古风五十九首》其一），高启诗即多写乱世之作，全篇为之如《过奉口战场》（卷三）、《兵后逢张孝廉醇》（卷八）《兵后出郭》（卷十二）等；

更多作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或插话，如写元末乱阶：“金镜偶沦照，干戈起纷争。中原未失鹿，东海方横鲸。”（卷四《感旧酬宋军咨见寄》）

写兵民死伤：“千村杀戮鸡犬无，骨肉谁家保相共。”（卷八《广陵孙孝子爱日堂》）“颇闻原野多杀伤，风雪呻吟苦无那。”（卷八《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时在围中》）

写城乡残破：“乱后城南花已空，废园门锁鸟声中。”（卷八《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故园经乱后，蔓草日已稠。”（卷四《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图》）

乃至写入明数年仍流民遍野：“清时无虐政，何事竟抛家……四海今安在？归来早种麻。”（卷十三《江上见逃民家》）

读这些诗，可以见元末明初乱世之象，并深味作者如杜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慨。尤其若干涉及苏州十月围城的长篇，得之亲历，有实录之价值。

其四，“反战”意识。

李白《战城南》曰：“始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杜甫《洗兵马收京后作》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高启目睹战争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破坏，诗中多方面地继承发扬了李杜诗的“反战”传统。如曰：“年来未休兵，强弱事并吞。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卷三《过奉口战场》）

又曰：“何人为我挥天戈，乾坤多难俱平勘。”为此，他待时欲出：“所以不苟出，出则时当平。”（卷四《感旧呈宋军咨见寄》）等等。

尽管其“反战”的呼吁也如李杜无能改变灾难深重的现实，但同样如长夜烛光，体现出人类良知向黑暗势力的反抗。

其五，内蕴深永。

高启学识渊博，心思细密，用笔奥妙，比喻多方，故其诗每有事，多有所指，或寓意深永，往往似浅而深，似直而曲，大都需涵咏再三，方可见意。

加以其自16岁步入苏州政治文化圈，大半生在苏州和南京的政治漩涡中度过，时局翻覆，世情变幻，危机重重，诗人为自保计，诗之本事背景往往隐晦，又大量作品无法编年，也增加了解读的难度。

例如上述《吴越纪游十五首》之例，又如诗中多次用苏秦曰“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之典，以及多次写及“废宅”“故将军第”等，皆非泛泛之作，而当有其个人身世遭际之感慨寓焉，从而形成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的特点。

这一特点固然给阅读造成一定困难，却是诗学家寻幽探胜的诸多秘境。

其六，追求“自适”。

高启虽曾有大志欲做一番事业，其在客饶十年中某些讳莫如深的经历，也似乎就是这方面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其后来虽于元朝持守“君臣之义”，于张吴保持政治上的距离但心实近之，乃至入明后即为朱明政权唱赞歌，但总而言之，他既然不想做官，一生追求和自命的是一位诗人，那么其各种政治的表态，都不可十分认真看待。

例如，他在入明之前始终尊元，而无“华夷之别”的观念，似不可解。其实，即使朱元璋也说过“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明史·太祖本纪》）的话。

而自豪于“系出渤海”的高启，未必不留意其祖上“遂同鲜卑”的传统，从而似乎只在乎与元朝的“君臣之义”，而少有“华夷之别”的想法了。

又如其虽曾为明朝的建立欢呼“从今四海永为家”（《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但在“辛苦中年未有庐”的处境中，他岂不知“四海一家”只是皇帝的家，没有他高启的份。

反而“胜国时，法网宽大，人不必仕宦”（《附录·群书杂记》王世贞语），他不接受元甚至张士诚的“礼聘”还能逍遥度日，“幸逢圣人生南国”平定了祸乱，连他不做官的自由以至于生命都被剥夺了。因此，相对于高启没有选择的历史处境，今天讨论评价其政治立场和态度如何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从高启不时流露之“鼎食复鼎烹”的恐惧看，他早就看透了皇权制度绞肉机似的“吃人”（鲁迅语）本质，后半生一直都在寻求避开官场以率性而为，做最好的自己。

李志光《凫藻集本传》记其不附张士诚曰：“独絜家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上，歌咏终日以自适焉。”（《附录》）“自适”一语若不经意，却画龙点睛，道破高启人生最后的感悟与追求。

这在李白是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而高启则曰：“安能效群女，倚市斗妍妙。”（卷五《答衍师见赠》）

可见高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固然无李白之傲，但仍有李白之刚。其“自适”的本质，与李白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一脉相承。

内 封

最后，“明诗主真”的先驱和典范。

笔者在《明诗选·前言》中曾说：“杨慎《升庵诗话》谓‘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我们可以加一句说‘明人诗主真’。”[12]

高启最先意识到并开“明人诗主真”风气之先。其《缶鸣集序》云：

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爲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爲务哉。后世始有名家者，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捜刮万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

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虽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谓之惑非欤？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絶于口吻。

或视爲废事而丧志……故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涯，以遂其所好。虽其工未敢与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

故累岁以来所着颇多……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暌合之期，时事变故之迹，十载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凫藻集》卷三）

又其《娄江吟稿序》云：

故窃伏于娄江之滨，以自安其陋，时登髙邱，望江水之东驰，百里而注之海，波涛之所汹歘，烟云之所杳霭，与夫草木之盛衰，鱼鸟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盖所以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者，初不计工与不工也。（《凫藻集》卷三）

上引高启二序自谓其诗之“皆在而可考”“初不计工与不工也”表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云云，实乃明七子声口，完全不合高启诗“兼师众长，随事摹拟”之实际。

事实上诗无古今，而只有真伪。高启虽师法古人，但在具体创作中皆从实景得句，除形式上“学古而化、不泥其迹”（《附录·诸家评语》汪端评）之外，其格、意、趣皆自我得之，于唐、宋人之后独创一“明诗人主真”之格。

试以其《村居》诗曰“呼童莫斸篱边筍，留取清阴盖四邻”（《遗诗》）二句，与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云云对比，即可见同一“惠人”（《论语·宪问》）之意，高启只从能做到处说起，而与杜甫的表达何等之不同。

故知高启有“名齐李杜”之誉，实因其于李杜等前人“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的刻苦实践，而核心则在于处处从实事、实景、实情得句，故越六百年而仍能于李杜之后标新立异。

本文作者 · 杜贵晨 教授

注 释：

[1]都穆《南濠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5页。

[2]陈田《明诗纪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金檀《高青丘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7页。以下引《高青丘集》均据此本，或仅说明或括注卷次诗题，或“《凫藻集》卷X”；凡引此《附录》均括注《附录》并页码。

[4]魏文帝《典论·论文》，箫统编《昭明文选》，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20页上。

[5]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页

[6]沈藻采编撰《元和唯亭志》，徐维新点校，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7] [日本]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李庆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8]梁琨《毛泽东因何评价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

[9]杨基《眉庵集》（巴蜀出版社2005年版）卷八有《怀高著作季迪》；《四部丛刊》本徐贲《北郭集》卷五有《喜高记室了上人见过》，张羽《静居集》卷一有《次韵答高记室春日寄怀》等。

[10]张羽《静居集》卷二《续怀友五首并序》记曰：“予在吴围城中作《怀友诗廿三首》，其后题识四人，乃嘉陵杨孟载、介休王止仲、渤海高季迪、郯郡徐幼文也。时予与诸君及永嘉余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流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四部丛刊》本。

[11]司马周《<高青丘集>辑佚》，《古籍研究》2002年第 3期。

[12]杜贵晨《明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2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河北学刊》，2021年第4期。后收入《高启诗选》，杜贵晨撰。2022，商务印书馆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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